季羡林病榻杂记(图)

　　季羡林先生在最新作品《病榻杂记》中回忆了自己的成长、师友、亲人。本报今日节选的《陈寅恪先生备课》选自该书的《寅恪先生二三事》一文。

　　季先生认为陈寅恪先生是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学者之一，在琐细末节方面他也是伟大的。

　　书中季羡林先生写了多篇怀念母亲的文章，《我的母亲》一文选自《忆念宁朝秀大叔》。

　　陈寅恪先生备课

　　我一生是教书匠，同别的教书匠一样，认为教书备课是天经地义。寅恪先生也是一生教书，但是，对于他的备课，我却在潜意识中有一种想法:他用不着备课。他十几岁时就已遍通经史。其后在许多国家留学，专治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之学，具体地讲，就是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史和佛典翻译问题等等。有的课程，他已经讲过许多遍。像这样子，他还需要备什么课呢？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子，他对备课依然异常认真。我列举几点资料。(例子出自2001年三联书店出版的《陈寅恪集·书信集》)

　　p39左起第3行“且一年以来，为清华预备功课几全费去时间精力。”

　　p50右起3－4行“在他人，回来即可上课，弟则非休息及预备功课数日不能上课。”

　　p51左起第3行“弟虽可于一星期内往返，但事实上因身体疲劳及预备功课之故，非请假两星期不可。”

　　p206中“因弟在此所授课有‘佛经翻译’一课，若无大藏则征引无从矣。”

　　羡林按:30年代初，我在清华旁听先生的课听的就是这一门“佛经翻译文学”。上面这一段话是在1938年写的，中间大概已经讲过数次；然而他仍然耿耿于没有《大藏经》，无从征引。仅这一个小例子就足以证明先生备课之认真，对学生之负责。

　　根据我个人的经验，虽然有现成的讲义，但上课前仍然必须准备，其目的在于再一次熟悉讲义的内容，使自己的讲授思路条理化，讲来容易生动而有系统。但是，寅恪先生却有更高的要求。上面引的资料中有“新发明”这样的字样，意思就是，在同一门课两次或多次讲授期间，至少要隔上一两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在这期间，可能有新材料出现，新观点产生，这一些都必须反映在讲授中，任何课程都没有万古常新的教条。当年我在德国哥廷根大学读书时，常听到老学生讲教授的笑话。一位教授夫人对人发牢骚说:“我丈夫教书，从前听者满堂盈室。但是，到了今天，讲义一个字没有改，听者却门可罗雀。”言下忿忿不平，大叹人心之不古。这位教授夫人的重点是“讲义一个字没有改”，她哪里知道，这正是致命之处。

　　根据我的观察，在清华大学我听过课的教授中，完全不备课的约占百分之七十，稍稍备课者约占百分之二十，情况不明者占百分之十。完全不备课者，情况又各有不同，第一种是有现成的写好的讲义。教授上课堂，一句闲话也不说，立即打开讲义，一字一句地照读下去。下课铃声一响，不管是读到什么地方，一节读完没读完，便立即合上讲义，出门扬长而去。下一堂课再在打住的地方读起。有两位教授在这方面给我留下的印象最生动深刻，一位是教“莎士比亚”的，讲义用英文写成；一位是教“文学概论”的，讲义是中文写成。我们学生不是听课，而是作听写练习。

　　第二种是让学生读课本，自己发言极少。我们大一英文，选的课本是《傲慢与偏见》。上课时从前排右手起学生依次朗读。读着读着，台上一声“stop！”学生应声stop。台上问:“有问题没有？”最初有一个学生遵命问了一个问题。只听台上一声断喝:“查字典去！”声如河东狮吼，全班愕然。从此学生便噤若寒蝉，不再出声。于是天下太平。教授拿了工资，学生拿了学分，各得其所，猗欤休哉！

　　第三种是教外语的教员。几乎全是外国人，国籍不同，教学语言则统统是英语。教员按照已经印好的教本照本宣科。教员竟有忘记上次讲课到何处为止者，只好临时问学生，讲课才得以进行。可见这一位教员在登上讲台之一刹那方才进入教员角色，哪里还谈到什么备课！有一位教员，考试时，学生一交卷，他不看内容，立即马上给分数。有一个同学性格黏糊。教员给了他分数，他还站着不走。

　　教员问:“你嫌分数低了，是不是？再给你加上五分。”

　　以上是西洋文学系的众师相。虽然看起来颇为滑稽，但决无半点妄语。别的系也不能说没有不备课的老师，但决不会这样严重。可是像寅恪先生这样备课的老师，清华园中决难找到第二人。在这一方面，他也是我们的榜样。

　　我的母亲

　　母亲姓赵，五里长屯人，离官庄大概有五里路。根据一个五六岁的孩子的观察，赵老娘家大概很穷。我从来不记得她给我过什么好吃的东西。她家的西邻是一家专门杀牛卖酱牛肉的屠户。我只记得，一个冬天，从赵老娘家提回来了一罐子结成了冻儿的牛肉汤。我生平还没有吃过肉，一旦吃到这样的牛肉汤，简直可以比得上龙肝凤髓了。母亲只是尝了一小口，其余全归我包圆儿了。我自己全不体会母亲爱子之情，一味地猛吃猛喝。母亲活了一辈子，连个名字都没捞到，临走时还是一个季赵氏。可怜我那可怜的母亲，可怜兮兮地活了一辈子，最远的长途旅行是从官庄到五里长屯，共五华里，再远的地方没有到过。至于母亲是什么模样，很惭愧，即使我是画家，我也拿不出一幅素描来。1932年母亲去世的时候，我痛不欲生，曾写过一副类似挽联的东西:“为母子一场，只留得面影迷离，入梦浑难辨，茫茫苍天，此恨曷极！”可见当时已经不清楚了。现在让我全部讲清楚，不亦难乎？但是，有一点我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在八十多年以前，在清平官庄夏季之夜里，母亲抱着我，一个胖敦敦的男孩，从场院里抱回家里放在坑头上睡觉。此时母亲的心情该是多么愉快，多么充实，多么自傲，又是多么丰盈。然而好景不长，过了没有几年，她这一个宝贝儿子就被“劫持”到了济南。这是母亲完全没有料到的，也是完全无能为力的。此后，由于家里出了丧事，我回家奔丧，曾同母亲小住数日。最后竟至八年没有见面。我回家奔母亲之丧时，棺材盖已经钉死，终于也没有能见到母亲一面，抱恨终天矣。我只知道儿子想念母亲的痴情，何曾想到母亲倚闾望子之痴情。我把宝押在大学毕业上。只要我一旦毕业，立即迎养母亲进城。古人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俟。”正应到我身上。我在外面是有工作的，不能够用全部时间来怀念母亲，而母亲是没有活可干的。她几乎是用全部时间来怀念儿子。看到房门前的大杏树，她会想到，这是儿子当年常爬上去的。看到房后大苇坑里的水，她会想到，这是儿子当年洗澡的地方。回顾四面八方，无处不见儿子的影子。然而这个儿子却如海上蓬莱三山之外的仙山，不可望不可即了。奈之何哉！奈之何哉！

　　我曾写过很多篇怀念母亲的文章，自谓一个做儿子的所应做的事情，我都已做到了。现在才知道，我对母亲思子之情并不了解。现在才稍稍开了点窍。F158

　　《病榻杂记》季羡林著新世界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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