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人栖息社会之怀抱

　　短信改变命运。豆洪波，一位普普通通的小学老师，积劳成疾，病倒在讲台上。医生对他的诊断是长期营养不良导致重症贫血，继而引发肾衰竭，唯一生机是进行肾移植。然而，数十万元的巨额医疗费用，对于这位月收入仅有数百元的乡村教师来说，无疑是不可承受之重。

　　2月13日上午，一则由山里娃“发起”的生命大救助的募捐短信传遍重庆。当天，当地报纸、网络等媒体也纷纷刊载了这一倡议。谁也不会想到，不到四天各类捐款达到预计治疗费用的40万元，有两万多人次参与短信捐款。而就在此前，平时与豆洪波亲如家人的一些学生本着“一定要救活老师”的愿望，自发行动起来，想方设法为老师筹钱治病。近一半的孩子从家里抬上几十斤玉米到集市叫卖，有的孩子卖掉攒了几个星期的鸡蛋……终于凑足一千多元医药费，委托学校送到老师病床前。

　　一个是40万元，一个是一千元。对比这两个有着天壤之别的数字，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动员社会和“动员熟人”对于一个急需救助的人来说有着怎样的优势。

　　应该说，救济一个已经被媒体充分关注的不幸者是容易的，真正的挑战是绝大多数并不为人所知的贫病者。与国外相比，我国社会救济仍只处于起步阶段。从这次募捐活动可以看出，通过短信捐款这一模式，由社会主导的募捐有着不可低估的效率。和以往由政府部门动员的募捐相比，这种募捐形式更符合一个公民社会的自主精神。显然，这种轻便的捐赠，与以往“摊派式募捐”或者“运动式募捐”相比，既可最大限度、最有效率地动员捐赠者，也更符合人们“爱我所爱”的本性。与此同时，社会组织的发达与捐赠渠道同样可以打破政府部门募捐失灵或救济缺席的困局。从豆洪波绝处逢生的遭遇我们不难看出，中国人真正缺少的不是慈善精神，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积极、从容行善的途径。

　　如德鲁克所言，人类作为“政治与社会的存在”，必须有功能正常的社会。没有人会把一群在船只失事时无组织的、惊恐奔跑的人叫做一个“社会”。那儿尽管有一群人，但是那儿并不存在社会。与此相反，这种恐慌的直接原由便是“社会的崩溃”。正因为此，上世纪九十年代《泰坦尼克号》震撼中国人心的不仅是爱情，更有人们在大难临头时井然有序的逃离———如德鲁克所说，克服沉船恐慌的唯一途径，是要用社会价值观念、社会纪律、社会权利和社会组织来重建一个社会。

　　从近几年来如火如荼的短信投票，到连日来救助豆洪波的短信捐款，短信无疑已经成为人们参与社会生活，建设公共空间的有力工具。一种新的传播方式的诞生与发展，可能意味着一种新的文明的孕育。从本质上说，新文明的孕育首先得益于在旧有秩序中生长出一种新的社会网络与新的秩序———尽管这种科技同样会强化既有秩序。

　　所以，当人们热衷于谈“新经济”、“新农村”时，对于今日中国来说，一个“新社会”默无声息的成长更应值得我们关注。如果说法治的目的是要制止人性中的恶，那么一个“新社会”所倡导的价值就在于激发人的善良与担当，让人性的光辉彼此照耀，让人人栖息于社会之怀抱，所有“无根的个人”或者弃儿不再举目无亲亦无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