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最深刻的时期,急剧的社会变迁对于社会成员的心理适应性提出了严重挑战,在适应性较弱者身上则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心理震荡”现象。有关研究显示,目前在我国每年有25万人自杀,已成为青年人群的首位死因。
置于社会学视野中下,当前社会出现的“心理震荡”效应,正是社会经济与文化的急剧变化产生的合力使然。这是因为,当前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这场具有革命意义的社会转型,给社会各个领域都带来了强大的冲激。比如,社会制度的演进中存在制度正义的缺失,经济模式的转变中存在利益分配的失当,社会文化的变迁中出现价值观念的变异,这一切,都使社会制度、经济与文化处于某种相对失衡的状态。
由此我们自然不难理解,尽管说“心理震荡”是作为“心理问题”的极端表现形式而存在的,但是,应对当前社会存在的“心理震荡”,显然不能简单寄望于通过对个体生命的药物医疗或心理调节来完成。毕竟,这个严重的心理不适应症状真正肇始原因是社会利益失衡,制度文化出现严重断裂的使然。
也就是说,真正治愈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严重“心理震荡”,关键还在于通过对制度正义、法律文化的完善,来最大程度的实现社会利益分配的平衡,来使人们在价值文化多元化的现实背景下达到内心和谐。惟有如此,人们面对新旧观念的冲突与转换,才能有效的革除诸如焦虑、紧张、困惑、空虚、疲惫等心理情绪,使身心最大程度处于健康和谐的状态。
无疑,这将是一个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特别是,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一方面,我们要面对旧有的、单一的、封闭性的社会制度模式以及文化观念残存的强大的束缚与掣肘;另一方面,在改革过程中又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可以想象,这两种力量既各自保持着对社会制度、利益分配与文化价值的影响,同时,它们又处于相互影响与博弈的状态。这一切,都注定着转型期中国社会必然处于极其复杂甚至较为紊乱的经济、体制与文化格局之下。
事实上,透视中国社会存在的严重“心理震荡”,我们也可以发现,在旧的社会利益格局业已打破,新的制度文化逐渐构建的过程中,种种利益分配失当、制度正义缺失的现实,都使许多公众内心充斥着强大的相对被剥夺感。与此同时,我们的社会尚未能构建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一面是制度失衡,一面又是救济缺位。这一切,都使人们对社会越来越缺乏满足感、幸福感与归属感。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对急剧的社会变迁,处于陌生人社会格局之下的人们心理系统,其适应性和承受力很容易就会达到所能积极应对和有效处理的阈限,随之出现种种“心理震荡”
所以,在这样繁冗复杂的制度文化下产生“心理震荡”要想真正获得治愈,就必须对相关的制度文化进行彻底的清理与纠偏。否则的话,这个阶段出现混乱在人们心灵上产生困惑与矛盾,就根本无法获得有效的缓释。这其实也说明,当前必须以最快的速度与效益,来革除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阵痛”,尽快建立符合新形势的社会制度与精神文明秩序,惟有如此,才能真正形成一个多层次、强有力的减少心理问题、防止“心理震荡”的社会支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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