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陈昊苏以中日关系与亚洲未来为主题设置“四问”，为本次对话的引子：
第一问：亚洲向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可能性。
第二问：安全保障。无可讳言，特别是东北亚的安全形势，存在一些问题，鉴于西亚受西方干涉局势不治反乱的教训，陈昊苏强调内部协调与合作，由东亚人自己来解决东亚的问题。中日两国可以发挥积极作用，而美国作为一种外部势力的过多插手其实对亚洲形势并不有利。
第三问：亚洲未来发展预期。中日两国究竟应该怎样看待亚洲的发展，怎样估计自己在亚洲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尤其是怎样看待对方的发展。如果互相把对方的发展视为威胁，那显然不能达成有效的合作，也不可能共同为亚洲的发展作出贡献。
第四问：建立互信。陈昊苏说，如果中日间存在相互不信任的问题，那我们关于亚太世纪的预言、中日关系的前途和世代友好的目标，都会蒙上一层阴影。我们应该把互信问题当作中日关系和亚洲未来的重要议题。
中日关系决定亚洲前途
分辨三种国家主义
周牧之：首先我想介绍一下这场对话的目的。第一是希望我们能以长远的眼光来讨论亚洲的未来，能够使中日之间形成一个能够共有的未来亚洲蓝图。第二是希望能整理出在实现未来蓝图过程中中日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共同来解决。第三是探讨需要什么样的机制来解决这些共同问题，怎样去共同创造这些机制。
加藤峢一：21世纪毫无疑问就是亚洲的世纪。全世界64亿人口中，亚洲人口占了一半，优秀人才众多，经济也在迅猛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亚洲人民而言，亚洲的发展前景是光明的。
现在的问题是，亚洲是否能按照它应有的潜力顺利地发展下去？亚洲不像欧盟，还存在着关税和贸易壁垒之类的问题，而且国家之间经济体制也存在差别。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才能使亚洲出现连带感，体现一体化？需要什么样的国际机构来帮助达成这些目标？
20多年前东盟刚成立的时候，很多人说它未来发展前景堪忧，因为各国之间宗教语言文化各不相同，但东盟却取得了很大的合作成就。对于“10+3”机制，当初许多人持有怀疑态度，然而现在的发展也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期，目前印度、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这三国是不是也能加入这一机制，成为了一个讨论的热点。的确，亚洲范围到底有多大现在也成为了一个重要论题。
关于亚洲安全保障问题，目前确实还存在很多不稳定因素。但无论从经济还是人口来看，亚洲最有影响力的国家是日本和中国，这两个国家不应该对立。日中互相之间需要很好的沟通，加上韩国，形成日中韩的良好关系，这是第一步。现在人们都说未来是亚洲的世纪，如果因为一些具体问题处理不好，而导致美好未来无法实现的话，就太可惜了。
我认为，阻碍亚洲实现美好未来的，是各国都存在着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思潮。国家主义有三种表现形式，第一种是互相争斗、互相反对、争夺霸权、争夺领土、互相伤害的争斗型国家主义，它虽然是一种能向外转移内部矛盾的国家主义，但这种国家主义就像一柄双刃剑，最终也会害自己。
第二种是竞争型国家主义。这种国家主义特点是公平竞争，是一种健康的国家主义。
第三种是自豪的国家主义。比如美国人认为自由主义精神是他们的骄傲，可能有点过于自信，但如果每个国家都能找到让自己引以为傲的国家主义炫耀一下，这倒也无可厚非。
如果政治家能仔细分析这三种国家主义，具备分辨能够使用的国家主义和不能使用的国家主义的判断力，那么各国的能量就能得到充分发挥，也不会出现战争，不会出现无法挽回的境地。从这个角度说，现在我们需要问自己，是否对日本国内的国家主义已经进行了充分透彻的分析。
中日关系举足轻重
王英凡：1988年邓小平就说过，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现在中国印度发展都很快，所以按照邓小平先生的看法，现在可以说21世纪是亚洲世纪的希望很大。不过现在我又听到了一种新的议论，就是中日如果不能友好合作，21世纪能不能是亚洲世纪？这个回答也可以是不一样的。但是不管怎么回答，应该说中日关系对亚洲未来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
今天我先谈一个观点，就是必须彻底抛弃旧思想，旧观念，切实贯彻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思想。可以设想，东亚每个国家首要考虑的都是本国利益，但合作就不能不顾及其他各方的利益，就必须努力在互利共赢上达成妥协，形成共识。所以关系到中日关系和亚洲的未来，互利共赢是最富有生命力的思想，切实贯彻这个思想，中日关系能大有可为，东亚和亚洲的合作也能大有可为。
铃木宽：我想就面向亚洲的未来和中日关系我们具体应该做些什么等问题谈谈看法。目前，西方兴起的所谓物质文明在很多意义上已经达到了极限。能超越西方物质文明的哲学观念是共存思想，是亚洲的多元文化主义。这种共存思想可能是中国古代自然主义思想的一种传承，它既是人与人的共存，也是宗教和宗教、文化和文化，更是人类和自然的共存。
我觉得，在以建立亚洲联盟为目标的基础上，将环境和节能等问题作为共同哲学观念提出来是可行的。中日之间或者说亚洲可以从紧急性和重要性出发选择主题和领域，一个一个项目地进行合作。我认为现在能源环境是相当紧迫的重大问题，可以从这个领域开始合作。
另外，要创造亚洲新时代，有两件事需要着重去做。第一是建立新的媒体，第二是建立新的学派和学校。现在有很多人已经开始为中日的互惠共赢采取最实际的行动，希望以后能建立起新的媒体，尽可能多介绍这样的人和事。
远景方向是“一体化”
徐辉：环顾全球，亚洲远远落在一体化的后面，在次地区组织层面上，亚洲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东盟，这几年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很快，南盟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但是东北亚这个地方现在还是一个空白，而中日两个大国就在这个地区，所以说未来亚洲一体化进程能否实现，取决于中日。
之所以说一体化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因为我们具备这个条件。东亚过去30多年一直保持和平繁荣和发展，这说明我们有很好的合作基础。另外，亚洲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在过去二三十年内，以符合各自国情的方式，陆续实施经济和政治转型。这些变化绝大部分是和平发生的，没有出现像其他地区那样的暴力现象，而且是在多样化的条件下发生的。
有人曾提出亚洲价值观是什么？我想我们的共同价值观实际上就是合作，和平解决争端，相互尊重各自文化的多样性。过去30多年，有各种历史文化背景的许多国家间建立了和平合作的关系，这为我们进一步深化地区一体化进程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
当然，东亚地区也有争端，但这不是主流，主流是合作，一体化进程的加快。
具体该怎么办？我想有四个方面：
第一是要进一步增强和扩大现有的合作互利领域；
第二是要针对各种冲突，想办法把这些冲突地区变成合作的一个领域。例如，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完全通过合作和平、互谅互让的方式，陆续解决了和周边国家的边界争端和政治经济领域的争端。中日都是很有智慧的国家，两个伟大的民族也能够探索出这样的一条道路。
第三是东亚一体化进程不宜过快。既然叫东亚一体化，地理上来说应该是东亚国家，我觉得10+3比较符合现在的状况，首先我们文化上相近，地理上接近，经济上一体化程度比较高。这样做，并不意味着排斥外部国家，实际上在10+3里，美国的影响力也是有的，美国和东盟国家有对话机制，和日本有联盟体系，所以不存在排斥美国的问题。
第四，东亚国家要以双赢的合作模式，来解决我们现有的问题。
涉及到中日之间，到底谁领先谁主导，好像成了各方关注的问题。但从历史上看，亚洲的和平和繁荣与谁第一没有必然的联系。日本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提供了很多资金和经济发展上的帮助，这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步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历史上，日本也从中国文化中吸取了很多营养。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这个传统，相互学习，互相提高，而不是争谁当第一，这样才能带来亚洲的和平与稳定。
构建东亚安全保障机制
中谷元：我曾在2002年担任防卫厅长官，当时觉得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是当年5月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中止了我即将成行的对华访问。而此前，中国海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互访及两国国防长官间的对话交流活动一直存在。
如果中日能够在安全保障方面建立某种协定，在东亚形成集体安全保障防御体系的话，这个工作恐怕具有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巨大潜质。
关于如何使双方建立互信的问题，只要每个国家都本着优先东亚整体安全保障的目标，允许大同小异，努力扫清障碍，寻觅合作道路，集体安全保障体系是能建立起来的。
妨碍我们前进的障碍有三个：一个是朝鲜半岛问题，一个是东海问题，还有一个是如何调整与美国关系问题。
关于朝鲜问题，只有成功解决核问题、导弹问题以及朝鲜经济援助等问题，东亚安全保障机构才谈得上有一个稳定的基础。
第二点是东海问题，首先应该事前进行磋商后再采取海底调查、采掘等行动。此外针对今后有可能发生的突然事件，要为避免事态扩大设置规则。
最后在中美关系上，虽然中美之间存在对台军售以及贸易摩擦等多方面问题，但中美经济关系正日益得到加强，美国期待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合作伙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对外界影响力的增大，中国也会采取符合世界标准的政策，到那时中美之间的问题就能得到解决。
在解决了以上三个问题的基础上，我们应该争取早日在东亚构建起定期的安全保障机制。
亚洲共同发展的基础是建立互信
张平：亚洲的一体化共同发展，离不开互利共赢，那么它的基础是什么？陈会长谈到，就是建立互信。很难想像亚洲国家，或者中日两国互不信任，两国民众和媒体互不信任，能够迎来互利共赢亚洲世纪的到来。
从我们去年到现在做的民意调查来看，两国民众相互亲近感在减少。民众互不信任，是两国民间现在一个主流的方向，但同时，两国民众现在越来越意识到中日关系很重要。不过现在，很多人都只依靠各自国家的媒体来了解对方。
很多人在民调中对中日关系的印象选了一个“说不清楚”。我觉得，中日民众对中日关系的印象回答“说不清楚”的话，对媒体来说是一个机遇。这说明像北京东京论坛这样的民间交流平台可以起到推动两国民众了解彼此的作用。
同样，中日媒体也需要新思维、新观念来处理问题，应该起到维护友好的稳压器作用，而不是火上浇油。所以说媒体在建立中日互信之中是大有可为的，也应该有所作为。
西原春夫：对于日本与中国现在处于不能相互理解的状况，实在令人遗憾，我认为其原因是我们迄今的交往方式太笨拙。大多数人是从现在的情况出发，来考虑如何改善问题的。我建议，把这个思维方式改变一下，以将来作为前提，用更远大的眼光来解决目前的问题。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员、物资、金钱、信息和经济交易等都会不断地超越国境。超越国境的程度越高，人们就会越感觉到国境是一种障碍，想要降低障碍。但国境一旦降低，国家间双边解决和协调超越国境纠纷的法律规范就不够了。
一方面相应国家会制定共同的法律规范，另一方面就会形成执行共同法律规范的地域性超国家组织。这种地域性超国家组织最初可能采取协议机构形式，然后逐步成为拥有独立立法司法和行政权限的地域共同体，这就是一种共同管理的思维方式，我相信在本世纪内亚洲肯定也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刚才几位都说，21世纪是亚洲世纪，今后亚洲各国将会对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正因为这样，我不希望亚洲各国只是凭借经济实力出现在世界的前列。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亚洲应该对正在面对危机的人类未来提出亚洲式的哲学和思想。现在中国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这个口号，全国上下都在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努力。日本应该以什么样的思想哲学与中国相呼应呢？我认为值得去好好思考。
我现在是亚洲和平贡献中心的理事长，我们中心已经找到了明确的答案，这就是要以亚洲“和为贵”的精神，在日本确立和实施和平国家理念。要将国际纠纷的苗头，在对立发展到战争之前化解。中心认为，如果发生战争，日本不是以单个国家身份加入战争，而应同其他各国一起，以国际警察组织的名义，根据国际原则来制止战争。在战争结束时帮助救灾，重建振兴国家。
亚洲和平贡献中心认为，日本也应该呼吁中国和韩国一起加入进来。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日本全国都能够有这样的想法，因为这是日本亚洲政策的理想根基。
双轨对话机制很重要
林芳正：从政治角度来看，我们面临的共同课题中，最重要的就是如何相互克服国家主义的问题，只要能够克服这一问题，其他的问题都会随之而解了。
目前，我觉得双轨对话机制是很重要的。如果是政府间的话，可能官样话语比较多，坦诚的话语稍少一些，但如果有第二轨道的话，大家就能够坦诚相待了；还有一个就是刚才铃木先生所说的欧盟型合作，设定具体的目的，推动并加强区域内合作，逐渐形成亚洲共同体。
另外，刚才中谷先生提到了安全保障问题，我们现在有六方会谈的框架，朝核问题被解决以后，我们可以继续保留六方会谈的架构，大家共同努力，最终形成共同体的架构。
国分良成：刚才的论题，我大概总结了一下，有三点内容。第一点是互不信任的根源，简单来说是相互之间国家观念的不同，也就是今后要成为什么样国家的问题。这种类似国家展望的观念如果和社会发展运动相结合，就能更明确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亚洲的未来远景会也会清晰可见。
第二点是在此基础上有必要思考一下亚洲共同的课题。但我们在思考未来十年课题的时候，还要整理一下现在的问题。比如现在面临什么问题，中日两国对待这些问题的立场等等。
第三点是今天大家提出了各种各样很具体的提议，具体要怎样去实施。也就是说首先把促进中日的相互理解作为今后10年的发展方向来考虑，探讨在亚洲究竟应该开展什么行动，具体有哪些合作的可能性，这些问题和如何亚洲合作发展整体框架相结合，让中日双方取得最终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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