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复活多管道外交
《环球》杂志记者/刘新宇 实习记者/范乔艺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春天，也是一个令人失望的冬天。
从理论上讲，中日关系应该变得更好。对日本来说，中国已经成为比美国还重要的贸易伙伴，而中国也需要日本的技术与投资。2006年10月8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更是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构筑了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
然而，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拉尔德柯蒂斯的话来说，在国际政治的世界，没有“必然或是理所应当”。2007年7月的日本参议院选举，将是安倍最大的政治决战。目前安倍内阁的支持率仅保住了四成，下滑趋势依然非常明显。安倍将采取何种政策来巩固自身的支持基础，必然对日本的对外政策产生连锁影响，并进而影响到整个东亚地区合作的进程。
2007 年，“互惠关系”的真正价值将经受检验。虽然两国关系存在后退的隐忧，但也许会因领导人的果敢而开创新的时代——安倍“破冰之旅”4个月以来，小泉时代的坚冰正在消融，中日之间的多管道外交正在逐渐复苏。
首脑交流拓宽平台
2007年4月，温家宝总理将展开东京之行，这将是2000年以来中国总理时隔6年的对日访问。《日本经济新闻》预测，“温家宝还在会谈中邀请安倍在下半年访华，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也会在秋天访日。”
与此同时，在中日韩范围内，首脑之间的交流也将更趋活跃。1月14日在菲律宾宿务举行的第七次三国领导人会议就透露出一个新的信号：在保持现有“10+3”框架下三国会议机制的同时，在“10+3”框架之外，中日韩将另辟领导人和外交高官定期磋商机制，就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进行沟通。
“这种想法源于‘借地开会’的不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南亚及大洋洲研究室主任翟接受《环球》杂志采访时认为：虽然目前仅有消息披露首次外长会议将于今年在中国举行，但是会议召开不会太晚，估计6月份会是一个合适的时间。因为它的上限是温总理4月份访日，访问达成的一系列成果需要部长级以及工作层级的会议落实；下限是7月份召开的东盟系列外长会议，此前中日韩领导人可能会事先协调立场。
“当然，也许一年不止开一次，但是开多少次都不嫌多，因为现在毕竟没有这样的平台。”
“经济阁僚会议”复活
实际上，在恢复和扩展首脑会晤机制的同时，中日两国政府内部也正在筹划一个“大手笔”——可寻求经济合作的“经济阁僚会议”（日方暂定名称）。
“如果给它一个定位，那实际上就是中日战略经济对话。”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所所长杨伯江向《环球》透露，“这个会议目前正在拟议过程中，具体召开时间还没确定。但是，日本方面格外重视，希望能够高于部长级，达到副总理或国务委员的级别——这显然是在瞄准2006年12月中旬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
对此，《日本经济新闻》也有一点披露，日方的与会人士将包括外务大臣麻生太郎、财务大臣尾身幸次、经济产业大臣甘利明等重量级人物，中方的与会成员目前尚未确定。
据了解，“经济阁僚会议”原则上一年召开一次。它将探讨节能、替代性能源开发、保护知识产权等议题。
杨伯江介绍说，“经济阁僚会议”是日本方面的提法，实际上它最早出现在小泉时代，但是在“政冷”的大氛围下，当时设想的部长级会谈很难操作。
但是2006年10月安倍访华时将它复活了。《日本经济新闻》透露，安倍提出，要使“经济阁僚会议”成为战略互惠关系的具体政策。在中日召开首脑峰会之外搭建内阁阁员层级的对话框架，就是为了建立多重的政府间沟通管道。
与小泉时代相比，安倍版的“经济阁僚会议”将有两点变化。杨伯江指出，“第一，这一次将注重实效；第二，刚刚举行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给了日本一个标准，也给了它一种压力和动力。”
军事交流走出“外交冷宫”
“在中日军事交流层面，今年肯定会有大动作。”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亚太研究室主任晋林波告诉《环球》杂志，恢复军事交流，也是安倍访华时提出的。
实际上在安倍走后仅仅半个月，中国人民解放军20余名军官就开始了对日本熊本市陆上自卫队西部方面总监部的访问。40余天后，在日本东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助理章沁生又与日防卫厅长官久间章生举行了中日第七次防务安全磋商，恢复了自2003年9月以来中断三年的军方高层会晤。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这次磋商启动了两大军事交流项目：一是中日两国同意，中国国防部长曹刚川将于2007年访问日本；二是增加军事交流，并为启动军舰互访而努力。
今年1月底，日本媒体又对此作了更为详细的披露：曹刚川定于今夏访日，而日本现职最高军事将领、自卫队联合参谋长斋藤隆也将随后访华，他将成为战后第一位访问中国的日本最高军官。此后，中国军舰很可能在今年夏秋先访问日本港口，日本军舰明年回访。两国在今年11月举行会谈后，还可能展开其他项目的军事交流。
中日军舰互访，实际上早在2000年就已提上日程，但是这一计划因小泉纯一郎坚持参拜靖国神社恶化两国关系而被打入外交冷宫。
“中日军事关系的改善很大程度上依赖政治关系的改善。”杨伯江认为，“鉴于中日关系的特殊性，目前的军方首脑交流和军舰互访还并不意味着很高的层次。如果想像中美之间那样进行军演，目前的时机并不成熟。”
防务热线应对东海“不测”
据日本共同社披露，在2006年11月29日的那次防务安全磋商中，中日还启动了“防务热线”，以应对东海“不测事态”。
建立这一热线的设想，曾经在2006年7月9日的中日东海争端第六轮会谈中由双方达成原则共识，但却一直没有落实。
“直到10月8日，日本首相在北京又特别提到了此事。”杨伯江告诉《环球》，在当天发表的中日联合新闻公报的第七条的第四点“通过中日安全对话和防务交流，增进安全领域互信”寥寥数字的背后，其实还有相当重要的内容——
在公报发表之前的会谈中，两国领导人曾经很明确地提到，鉴于东海问题双方存在矛盾，为了防止出现意外，希望能够尽快建立“危机防范机制”，而且，双方已经就此取得了共识。
“这个‘危机防范机制’，其题中之义就已包含了第六轮会谈中达成原则共识的热线。”杨伯江进一步透露，虽然这个概念在联合公报中并没有出现，但是实际上，中国已经允诺，由国防等相关部门与日方对口单位来研究措施，并提出建议。
“防务当局的海上联络机制非常实用，假设东海出现了紧急事态，那么双方对口单位可以知道拿起电话找谁沟通。”他指出，这就是在预见到东海共同开发不太容易取得进展的情况下，决心先把局势稳住。“把这个背景与新闻公报第六条‘加快东海问题磋商进程’的有关表述联系起来，可以得到一个推论——下一轮东海谈判，很有可能加紧落实热线机制。”
党际交流很畅通
另一方面，在安倍“破冰之旅”之后，中日议会和执政党也在努力营造关系的回暖。
2006年10月16日，日本参议院议长扇千景访华，获得了中国高规格的接待。同一天，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家瑞也应邀访日，参加了“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第二次会议。
晋林波指出，执政党的交流一直是中日两国的特色和长项，因为中国共产党和日本自民党都有长期执政的历史，几十年来建立了比较多的人脉关系，一个典型的人物就是二阶俊博。
1月20日，作为日本自民党国会对策委员长，二阶俊博再次访问了中国。在与中国国务委员唐家璇举行会谈之后，日本时事通讯社引述二阶俊博的话说，如果在4月访日期间温家宝总理有意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说，他们将会尽力安排。如果实现，这将成为中国领导人时隔22年后首次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说。此外，二阶俊博还向中国转达了安倍的信件。新华社表示，这封信件表达了“双边关系上的重要信息”。
“实际上党际交流这条管道在中日之间一直是非常畅通的。”晋林波说，中联部二局专门负责与日本和朝鲜的党际交流，其中中日交流的层次和频率是比较高的。
“在中日交恶的那几年，有时候使馆的作用未必很直接，很多信息就是通过党际交流这条管道传递过去的。”
“安倍版”对华外交更活跃
回顾起小泉时代的对华外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研究员冯昭奎接受《环球》杂志采访时表示：“除了经济往来，‘政冷’几乎冻结了所有的官方外交管道，直到政府换届，中日外交才开始恢复活跃。”
“尽管那时的冻结并不意味着断绝，中日之间的沟通管道依然存在，但是它们能否发挥作用，还是要取决于领导人的意志和政治环境。”杨伯江告诉记者，据说在小泉后期，日本政府内部是没人敢与他讨论靖国神社问题的。只要“靖国”二字一出口，小泉就会立刻让其“打住”。
但是现在，“民族主义的语境越偏激越正确”的怪圈正在被打破。在靖国神社问题上，日本政府内部已开始打破禁区。很多日本政治家感到，过去那种中日政治僵局不能继续下去，它将首先损害日本自己的利益。在安倍上台前后，日本舆论调查也显示，78%的民众都希望新的领导人加快改善对中韩的关系。
“这时政治家会有一个功利的判断，为了获得更多的国内支持，安倍会有改善对华关系的愿望。”杨伯江指出，“同时，对于来自中国的信号，他也看得很清楚，那就是中国对日外交在大方向上一直坚持建立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这一点没有变”。
“有了目标，也有了条件，安倍上台对华沟通比以前更为活跃，这个必然性是很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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