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亚洲不安定因素
朝核问题
周牧之：西原先生的想法我认为跟加藤先生的蓝图还是很接近的。
我大学时是学系统工程的，系统工程最重要的是如何去除杂音，维护一个系统。让系统安定运行需要有一个负反馈的机制，把干扰系统的杂音降到最小限度或消除。但与此同时还有一个正反馈的概念，就是将原先很小的杂音放大，最后导致系统崩溃。所以系统工程说到底就是一句话，怎样建立负反馈机制，消除杂音安定系统。
我们知道，朝鲜问题是东亚地区一个很大的不安定因素，按系统工程来讲是一个杂音，有可能使我们这个地区更不安定。但你也可以建立超国家的负反馈机制，通过处理朝鲜问题使这个地区更加安定。中谷先生说过六方会谈很可能成为东亚安全保障机制，就请中谷先生把这个事情讲得更具体一点。
中谷元：有关东亚安全保障的问题，中国主办了五次六方会谈，在第四次会谈时达成联合声明。但美国主张朝鲜先弃核然后再验证，而朝鲜说如果先验证才放弃核，到底哪个先做并没有达成一致。之后又发生了一系列事件，朝鲜的态度也变得很强硬，能够缓解这种状况的首先是中国。在某种意义上说，六方会谈将成为东亚安全保障的核心，期待中国在这方面多做努力。
加藤紘一：每个国家都在走各自的发展道路，像王先生说的那样，只建立一个协商体制到底可不可行，我们必须好好想一想。另外，如果我们近邻中有像朝鲜那样贫困而又面临外界外交压力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让他加入国际社会。
中谷元：朝鲜是否拥有核，这是将来安全保障问题的一个分歧点。如果朝鲜有核而日本不拥有核，日本就要加强跟美国的安全保障合作，日益脱离亚洲。另外，日本可能会出现也应该拥有核、应该加强军事力量的议论。因此为了保证亚洲的安定，中国需要努力促使朝鲜核问题放到六方会谈上来讨论。
徐辉：我们的讨论越来越涉及实质问题，越来越坦率。我这里也提一个问题，不管印度、中国还是朝鲜面临什么具体问题，他们也需要生存，希望达到日本人那样的生活水平，但又没有先进技术。
而这恰恰给日本提供了一个合作的契机。日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先行一步，从西方学了很多技术和管理模式，并打入了包括整个亚洲在内的世界市场。日本在发展过程中从这些发展中国家获益，现在有责任来回馈这些国家，由日本提供技术和合作，帮助这些国家共同发展。
我觉得这是日本对亚洲对世界做出的贡献，这样做会带来和平，带来大家能够接受的亚洲共荣和繁荣。这正好强化了我的一个观点，如何转化冲突和危机，使坏事变成好事。
说到朝核问题，我觉得能把它变成中日合作的契机，变成中美相互增进了解、增进友谊的契机，变成整个东北亚日韩中三国合作的契机。其中关键在于采取什么途径来解决问题，是采取传统的以强欺弱的强制外交方式，还是采取合作的方式？冷战结束后的历史表明，美国在很多问题上都采取了强制外交方式，但都导致了战争和武力冲突，所以说这种做法是不符合时代潮流的。
战后50年，日本是和平国家，发展经济走民主化道路，从来不采取强制外交方式来迫使别国让步，这也是日本战后被其他国家接纳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在朝核问题上，中国可以劝朝鲜做出让步，同样日本也有责任劝美国不要一味采取强制外交，而应该向日本学习走和平的道路，我觉得这是我们中日两国应该共同做的事情。
王英凡：讲到朝核问题，中日有共同利益，就是朝鲜不能搞核，必须维持东北亚和平稳定。如果六方会谈最后能实现我们的目标，那么对东北亚安全来讲，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能不能以六方为基础建立一个东北亚合作机制。
如果真的通过六方会谈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然后六方逐渐增加互信，那么东北亚安全就比较有保障，不仅对东亚，对整个亚洲和世界和平都是有好处的。所以为了这个目标，我们要有耐心，还要继续不懈努力。
互信问题
周牧之：我们谈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怎么样形成互信，这也是中日之间最大最根本的课题。铃木先生提过一个非常好的想法，就是需要有新的媒体来促进中日互信。
铃木宽：在信息社会论当中，有一个网络共同体的概念，它有两个形式，一个是地区性共同体，另一个是主题共同体。如果能够这把两个形式分清楚的话，我们的讨论可以更进一步。
谈到安全保障问题，地区的概念是绝对不能回避的。我认为亚洲的合作，应该从易处着手。亚洲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还包括了几千年的思想、哲学和文化，还有在这里生活的人民，这些都是巨大的财富。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创造成员之间能够持续进行交流，能够不断深化的交流。
创造亚洲交流共同体关键在于如何增进相互理解。民意测验显示，到过中国或有中国朋友的日本人都对中国有好感。但一般人很难直接到中国或拥有中国朋友，这样他们就只有依赖媒体等间接信息。
因此我们要强化促进互相尊重、加深日中合作的媒体编辑方针，按照这样的方针和论调做出更加积极正面的报道，培养具备一些编辑能力和才能的人才，报道中日的相互尊重和善意，我觉得有必要主动培育和发展这样的媒体。
张平：只有在增加相互了解的基础上，才可能谈到建立互相信任的基础。原来两国只能依靠本国媒体来了解对方的情况和信息，但现在出现了以网络媒体为主的新兴媒体，我们要借助网络媒体这个新形式，来做国际间的交流。
顺应民意、维护各自国家的利益，是一个有良知的媒体从业人员或媒体管理者所应遵循的目标。现在中日两国的民意是越来越重视两国关系，所以我在此呼吁我们各自媒体的从业人员和管理人员都应该从维护本国利益出发，为促进两国的相互了解和互信多做贡献。
加藤紘一：日中在亚洲都是大国，我认为我们都应该培育出自己可以引以为豪的部分，然后让对方对自己能够引以为豪的这部分予以尊重。日本如果在基础科学、应用技术方面，创造很多优良的财产，重视对青少年的教育，自然会赢得亚洲各国的尊重。如果日本能把这些知识财产慷慨地转让给其他国家，将会赢得更多的尊重。
陈昊苏：在我们考虑亚洲前途时，都意识到中国和日本负有光荣的责任，我现在讲的是应该强调道义上的责任，而不只是说经济力量如何强，科学技术如何进步。
道义就是中国古代所谓的“文王之德”。你要让全世界能敬仰你，拥护你，当然不是听你的指挥，而是你能预见世界前进的方向，你要用仁义道德团结世界得人心。亚洲文明很古老，如果亚洲光大发扬自己的文明，扭转西方国家几个世纪以来弱肉强食的霸权主义潮流，将会赢得世界的尊敬。
林芳正：我们应该将北京东京论坛这样好的日中交流平台保持下去，面对面的沟通是建立互信的最好方式。
亚洲意识
国分良成：对于今天的讨论，我想归纳三点：
第一点是大家谈论的亚洲原本是中华世界，近代以来日本存在感增强后被多用的概念。今天在亚洲各国都进行过很多问卷调查，不论哪个调查我们都会发现，亚洲人意识最低的是中国和日本，其他国家则显示出较高的数字强调自己是亚洲人。
这意味着什么呢？虽然我们都说要跟亚洲合作，但在现实过程中，我们作为亚洲人的意识并不是很高，如何重新构筑地区合作我们还做得很不够。
第二点，日本一直在反复讨论亚洲价值这个问题，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亚洲是多样性的，但讨论到此也就不了了之了。今天我听了中方代表的发言，我发现与日本相比，中国人在承认亚洲价值的同时，又在追求一种更普遍的价值，从这个价值中寻找意义。我认为这对于中国将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第三点，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应该有一个未来蓝图。今后比起日本，国际上恐怕更重视中国怎么做。日本也一直在不断努力，但可能还是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今后日本和中国应该在国际社会中去进行国际和平贡献的竞争，在竞争中就亚洲在国际中能做哪些事情提出各自的建议，并付诸于行动。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共同合作的内容。
周牧之：中国在变化，亚洲也在变化。25年前，没有人能想像到中国今天的面貌，也没有人能想像到日中各界的领袖能坐在这儿，开诚布公地谈亚洲的未来。中国和日本，亚洲都在变化，问题是我们要把亚洲变得更符合我们共同的理想。所以我们今后还要继续探讨未来讨论，最终促使中日形成一个可以共同享有的美好的亚洲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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