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实名制背后的权力自负

　　李清

　　又是实名制！建立自行车编码制度和购销实名制，相信有关部门的初衷是良好的，一些平时深受自行车被盗困扰的群众，也将会自发地为这两项新制度叫好。然而，建立起编码制度和购销实名制，真的能有助于自行车防盗吗？

　　其实，认为为自行车建立编码和实名制能防盗，只是管理部门对自己权力的自负，是对自己管理能力的幻觉。

在一些管理者的想象中，为每辆自行车编上唯一的编号，并给车主发一个车证，盗贼能偷到车却偷不了证、改不了号，就不敢骑车上路，这样一来，还有多少人敢再去偷车呢？想法不可谓不完美，却忽略了一个最大的现实：自行车与汽车不一样，编码和证件对自行车来说，几乎是多余的东西。

　　按照管理部门的说法，即将建立的新自行车编码制度，由自行车生产企业编号，确定每辆自行车的身份证，这样可以减少以往需为自行车打钢印，群众不方便的问题。由企业直接为自行车编号，当然要比车主自己去打钢印方便，可是这个方便有多大意义呢？以前那些打了“不方便”钢印的车主，车不是照样被人偷走吗？而在自行车被盗的人当中，又有几个根据钢印找回了自己的车？

　　所谓的自行车购销实名制，实际上以前早就实行过。笔者家里多年前买自行车，就办理了与车对应的自行车证。由于车证事实上几乎没任何作用，它在很多地方早已名存实亡。有关部门不顾这一现实，去恢复自行车购销实名制，无异于开历史的倒车。再说，现在一辆普通新自行车仅二三百元，自行车需要实行实名制，是否所有比自行车贵的商品，都要实行实名制才行呢？

　　为什么为自行车配上身份证，对自行车防盗难以起到作用？原因很简单，因为查验自行车证照的成本太高。而既然难以建立起配套的查验体制，实名制的作用就只能停留于想象。相信很多人还能记得大约十年前，一些省区曾推行自行车“分合式牌照”，车牌号码分割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是活动的可以抽出，当时有关部门的说法是，被盗自行车会因车牌不全无法骑行，因而这种牌照具有较强的防盗性。但最后的结果呢？因为没有专门管自行车的交警，“分合式牌照”很快成了一个笑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