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文化]：昆德拉的抒情批判

　　昆德拉的抒情批判

　　抒情是一种意识形态性的话语模式，它以革命、正义、浪漫、人道的高尚名义，控制了个人的语调和思想，而导致了人对自我认识的偏差、对他人的漠视以及对历史的幻觉。

　　撰稿／宋明炜

　　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米兰·昆德拉的《生活在别处》在文学青年中颇为流行，“生活在别处”几乎成了一个口号，代表一种另类的生活方式。

我后来想，很多年轻读者当时可能都没看懂这本书。昆德拉这部小说的原名是“抒情时代”，他自己解释说，抒情时代就是青春，诗人雅罗米尔的故事是一首青春的叙事诗。对内心生活的执著、对梦想的热情是青春经验不可缺失的部分；在个人生活史的开始阶段，青春的抒情能量怎样挥霍都不过分。对于80年代处在青春冲动中的年轻读者来说，“生活在别处”是一种理想性的正面表达，等于为自己逃避现实的倾向找到名正言顺的理由。当年没看懂的地方是：昆德拉通过讲述这个捷克共产革命背景中的诗人故事，恰恰是想要表达一种反抒情的立场。

　　最近在《纽约客》上连续读到昆德拉的两篇文学随笔，又都重申了他所强调的小说艺术的反抒情性。在《小说家是什么》（What Is A Novelist）中，他提到福楼拜放弃浪漫主义散文诗《圣安东尼的诱惑》、转而写作《包法利夫人》的过程：30岁的福楼拜告别了自己的青春年代，撕下感伤的面纱，看穿了沉浸在抒情气氛中的爱玛·包法利的虚荣和矫饰，在这一刻，福楼拜表现出对抒情的嘲讽，这正意味着他作为一个小说家的成熟。昆德拉心目中成熟的小说家冷静地看着抒情世界瓦解崩溃，并用反讽的语言进一步戳穿它的虚伪性。

　　在另一篇文章《世界文学》（Die Weltliteratur）中，昆德拉把这种反抒情的小说精神定义为中欧的文化特征。卡夫卡、穆齐尔、布洛赫、贡博维奇这些“中欧”作家都是反抒情的好手，他们对装饰性的文字深恶痛绝，对抒情的诱惑有着良好的免疫力……但在其他的地方，昆德拉又把反抒情看作现代欧洲所有优秀小说家共享的一种文化传统：他曾经赞赏过福楼拜、普鲁斯特、加缪等“非中欧”作家的反抒情能力，况且我们不能忘记，作为塞万提斯的遗嘱“执行人”，昆德拉对这位西班牙古典作家倾慕已久。昆德拉由此整理出来的欧洲文学史中一直交织着两种文化倾向：抒情的浪漫主义和反讽的现实主义。抒情常常与革命相伴随，专注于自我，受困于主体的幻觉，亦容易为意识形态所利用；小说的现实主义把反讽的目光投向抒情，解构了抒情的话语，以此裸露出人的真实存在。

　　就小说美学而言，昆德拉并没有说出比巴赫金的表述更高明的见解。俄国文学理论家巴赫金认为小说的表现潜力在于，它有着对于表现形式本身的反讽能力，能在形式和内容之间构成意义上的张力，因此能够超越抒情诗的单一化的表达模式，而更重要的是，小说对于现实生活的多声部表现足以挑战任何强权的“独白”。巴赫金心目中的“小说”是对话性的、民主的，有着“抒情诗”所不能有的开放性。

　　相比之下，昆德拉谈论小说的反抒情，用心所在离不开当代社会的文化政治。在《世界文学》中，他提起一段往事：当年离开捷克、初到巴黎的时候，他曾经受到巴黎许多知识分子的热诚帮助，但却实在受不了那种严肃的同情和感伤，于是有一次忍不住对一位法国朋友大谈特谈他的流亡给他的一个花花公子朋友带来的“好运”——昆德拉本想要讲一个笑话，但那位朋友的面色却更加阴沉了，肃然说道：这一点都不好笑。抒情的专制不是集权社会的特产，它也发生于昆德拉现在栖身其间的民主社会之中。他的朋友不能容忍他的“粗俗”，是因为他的“粗俗”冒犯了法国知识分子面对政治难民的“抒情”态度。

　　昆德拉曾经看到当时的捷克文学中充满了共产主义的抒情话语，但令他愕然的是，他随即发现法兰西知识界则沉浸在另外一种虚荣、势利的抒情幻觉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抒情是一种意识形态性的话语模式，它以正义、浪漫、人道的高尚名义，控制了个人的语调和思想，而导致了人对自我认识的偏差、对他人的漠视以及对历史的幻觉。

　　诗人雅罗米尔“生活在别处”，在不知不觉之中，他的青春成为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机器的抒情燃料。昆德拉借用小说的解剖刀，撕破抒情的神话，将自己冷酷的笑声引入抒情的合唱，使后者走了音，发出不和谐的音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