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权力才能免于预算管理失控

　　问责权力才能免于预算管理失控

　　“政府预算糊里糊涂就通过；政府机构自定编制；政府花钱民众很难约束和监督。”针对上述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江门市副市长李崴提案指出：加强人大对政府预算的审批和监管。

　　各级政府、各个部门来年的开支用度，都体现在财政预算编制中。可是，现行的政府财政预算存在各种弊端，诚如像全国政协委员李崴所分析的那样，预决算弹性很大，民众实则无法监督。

　　正是由于政府财政预算，随意性强，缺乏约束性，所以，中国财政支出项目最容易膨胀的项目是行政公务支出和直接投资经济建设，中国行政公务支出和直接投资经济建设占财政总支出将近50％，而美国仅占17％；从1978年到2003年财政支出总额增加22倍，而行政管理费支出却增加88倍多。另一方面，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等事关公民切身利益的部分，成为中国财政支出项目最不容易膨胀部分，只占财政总支出的25％，而美国则占75％。

　　具体到行政公务支出膨胀程度，比如说被公众称作是“新三座大山”的医疗领域，据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透露，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在党政干部占据80％医疗资源的情况下，剩下的13亿人只能分享20％的医疗资源，公众感觉看病难、看病贵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中国青年报》2006年9月19日）另外，还有被“人神共愤”的“三公”方面，据国家信息中心统计的数据显示，2004年全国公款吃喝3700亿元，公车消费3986亿元，公款出境旅游2400亿元，公款赌资外流2000亿元，合计12086亿元。这一规模占当年各项税收收入（不包括关税和农业税）的47％，并远远高于同期的国防开支。（《广州日报》2006年10月31日）

　　政府的财政预算之所以变得无拘无束，没有半点节制，总是向着自身利益过度倾斜，究其根源是缺乏对行政权力的问责机制。从前，我们的政府是被公众称之为“万能政府”，掌握着近乎全部的社会资源。我国改革的推行者是政府，而改革又是在没有权利制约和约束机制的情况下展开的。可以想象，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和强大的政府管束机制，必然导致社会大量资源向政府部门自身倾斜。这无疑表明，一个政府如果没有建立起对行政权力的问责机制，国家在分配社会资源的时候，不可能遵循公平原则，也不可能遵循效率原则，而只会符合权力原则，仅会谋求自己的利益。

　　构建公共财政和民主财政已成为世界各国发展的共同潮流，而公共财政和民主财政的实质，又必然实现“公共预算”。所谓公共预算，就是用公开、民主、透明和科学的方法，掌管这个属于全体纳税的“钱袋子”。在西方，在西方，它被通俗地形容为“贴着价格标签的政策目标”。但是，公众仅寄希望于国家财政预算中，加大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就业以及公共设施的投入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建立起对行政权力的问责机制，让权力为老百姓服务，而不是为政府自身服务。只有在建立起真正的问责制之后，才能把政府打造成责任政府。而惟有责任政府，才能最终实现财政预算的规范化、科学化和民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