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民政协报
政协委员呼唤:归来兮,大学之魂
作者:张淑君
“我国的高等教育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陈万志3月7日在民盟联组讨论会上这句振聋发聩的感言道出了委员的心声。几天来,各党派、各界别的委员在不同的会议上力陈当前高等教育领域存在的弊端,迫切呼吁从深层次原因着手解决高等教育质量“江河日下”的尴尬局面,呼唤大学魂的归来。
数字化考核泛滥迷失大学精神[背景]为提高高校教育质量特别是本科教育质量,教育部从2004年起推行高校教学质量评估活动。各级高等院校把这事当成了头等大事。领导们暂停各项重要工作,层层动员、开会、誓师。有的学校甚至命令学生停课打扫卫生,以迎接检查团。为应付检查,教师们必须按照统一模式准备各种书面资料。在互联网上,可以轻松地找到各种学校的“战前动员”讲话,这样的语句随处可见:“我校的本科教学工作水平已进入冲刺阶段,距离教育部评估专家组进校仅有80多天。”[委员点评]陈勉:教育部的评估初衷是好的,但实际没有达到预想的目标。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特色、优势、长处和不足,教学内容、方法要根据社会需求不断调整、更新,不宜“一刀切”。
[案例]不仅如此,为应付检查,大部分高校有组织地层层弄虚作假,如补做假试卷,制作假材料,报喜不报忧。某高校一教师将一名学生本是75分的试卷判成了不及格,由于该学生已重新补考,于是将错就错,把试卷按错误的分数重做一份。某高校一位副教授给一个班学生所出的试题标准分不够满分,导致不及格率过高。为评估过关,整个教研室老师全部出动,替这个班的学生重做了一套试卷。
[记者旁白]
且不说弄虚作假行为是否“迫不得已”,就问一句,是什么让这些高级学府的教师如此“神魂颠倒”?[委员点评]
韦苇:高校之所以出现这种“怪现状”,除了有些年轻教师职业道德水平低下、扩招后师资力量严重不足以外,关键是目前高校对教师的考核体系已严重偏离高校“教研并重”的原则。现在我国绝大部分高等院校的教师晋升职称都执行着类似的标准,即要求在国际或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科研论文。因为本科学生是多个教师的综合产品不好评估,所以作为教师主要任务的教学质量如何在考核教师业绩时往往作为参考或忽略不计。学校一年一小评,五年一大评,教师发表的论文、争取的科研项目都与职称晋级、岗位津贴等收入待遇紧密挂钩,光应付这些就占用了教师们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对学生而言,能上够学校要求的课时就可以交差了。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谁的课讲得再受学生欢迎,如果没有发表相应的论文,在学校里也会既没经济地位也没政治地位。相反,有些“论文等身”的教师就算论文一钱不值,上课时拿录音糊弄学生,什么好事也都能轮上他。久而久之,形成了恶性循环,教师教学没动力,学生成了副产品,听课没兴趣。
[记者旁白]
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表示,教育部并没有明文规定高校对教师如何考核,同时鼓励高校创新考核标准。既然是这样,为什么中国的高校要不约而同地采用类似的考核办法呢?吴启迪说“他们确实有个指挥棒”,但这个指挥棒是个什么东西,她没有说。
[委员点评]
陈万志:教育部确实没有规定学校如何考核教师,但这些指标事关学校的命运,事关学校领导的命运。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学校的考核和这些数字有关。学校为了获得有关项目,为了评级,为了获得更多教育资源,必须把这些指标分解到每个教师身上。高等教育改革到今天,仍然缺乏关于未来教育的清晰理想和目标模式,教育改革仍然表现为行政导向,多集中在技术层面。最大的问题是宏观管理体制没有触及,政府对教育资源的垄断格局没有打破,大家为争取资源,获取更多的扶持已走进了怪圈,学风浮躁、教风浮躁、校风浮躁,大学的精神已经迷失了。
这种情况下,学术水平也不可能有长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喊了这些年,并没有动真格的。
刘光复:每当教育部有项目招标时,在飞机上就会看到大批高校管理人员在流动,找评审专家沟通,找所谓的核心刊物包装,没有版面就出专刊;"跑部",争取到项目学校给奖励。这样的行为给学生带来极为恶劣的影响,学生们认为真才实学是第2位的,有类似的"攻关"能力才是最重要的。再不改革,如果形成一种文化倾向是非常可怕的。
大师蹲在行政的屋檐下
[背景]2006年11月20日9时许,国务院第四会议室,温家宝总理对6位大学校长和受邀而来的教育专家说:"去年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
[委员点评]
谢遐龄: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的高等院校在积极推进量化考核。这样的评价机制下学者们迫于无奈,只好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争取课题和经费上。这种恶性竞争不仅没有促进学术的进步,反而使许多高校教师产生了心理上的职业倦怠情绪。在这样的环境下,孕育和产生一位以研究为旨趣,以思索为乐趣,以研究为专业的学术大师,谈何容易?
[记者旁白]民盟中央去年就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做了大量调研,调研组了解到,教育行政部门视高校为下属行政机构,基本沿用计划经济时期的管理模式。高校行政化倾向严重,官本位意识增强,校长与公务员职级系列接轨,教授争当处室领导屡见不鲜。
[委员点评]
刘光复:这样的管理体制造成官本位思想在高校泛滥。很多高校比照党政机关干部级别来制定福利政策,分房时,讲师相当于正科级,副教授相当于副处级,教授相当于处级,这种福利制度进一步强化了官本位思想,让更多的人关心权术而不是学术,关心位子而不是事业。在利益驱动下,许多有学术造诣的教师为了当官而毁掉了学术前途。
韦苇:宏观上的这种管理体制也造成了高校里的微观管理重心错位,本应是学校主体的教学和科研人员,成为行政人员执行权力意志的工具,行政权力的泛化造成对学术的过多干涉,在有些高校的管理中,选拔一些教师进入学校行政部门。但是,由于受部门特点的限制,进入行政部门的教师行使的依然是行政权力,而非学术权力,有时还会造成以行政权力实现学术权力职能最大化的现象。比如,高校给学术上有成就的、有名气的博士、教授晋升行政职位,他们会利用行政权力巩固自己的学术地位,演变成学术霸权,阻碍了年轻人的成长。
[尾音]高校事业化的管理体制所存在的弊端已是明显地摆在那儿,为什么改革离它还那么远呢?对此,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似乎也有些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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