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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开庭时会受监督 使未成年犯罪案件得到公正审判
主持人：对一些青少年犯罪，确实构成犯罪了，而且也达到了要起诉的那种程度了，那么我们在青少年提起公诉了，我们一般有什么准备呢？
杨新娥：我们一般会做社会调查工作。
主持人：这个社会调查指什么呢？
杨新娥：所谓社会调查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品质材料。
主持人：是不是品质比较恶劣或者品质比较优秀一时的冲动犯罪，是不是这种？
杨新娥：对，就是我们通过像家长、学校，以及他临近的社区组织，以及相关人员，调查了解他一贯的成长环境、一贯的表现，更深刻的了解他犯罪的原因，为案件的处理提供一个依据。
主持人：你既然又作为公诉人，还要监督法庭对他进行公正的审判，你是怎么把又监督又起诉的这一点结合起来的呢？
杨新娥：我觉得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过程中我们应该首先秉承公正执法的理念，第二，我们要特别注重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在法庭审理的过程中我们的一个本质的职能，就是检察院宪法赋予的职能就是依法监督。法庭教育也是我们在开庭审理过程中比较重视的环节，尤其是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在这方面我们做的还是比较好的，比如说举个例子，张玫检察官曾经办理过一个检察案，是在我之前。
主持人：这个孩子是什么情况，是学生吗？
杨新娥：是在校的高中生。他是因为自己手机丢了，不敢跟家长说，就跟同学商量说抢一部手机，我们开庭的时候在法庭教育的时候我们就要对他进行法制教育，教育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泛泛地谈一下被告人法制观念淡薄的套话，而是根据他的原因进行分析，是针对他是因为丢了手机不敢跟家长说这个细节，引申到跟他深入谈一下我们应该如何面对成长过程中的困难和挫折，手机丢了是一个挫折，你说在今后的成长道路上还会有更大的困难、更大的挫折，应该怎么办呢？针对这个问题给他提出这么一个思考，就是怎么样困难和挫折，提出这个问题之后为家长、孩子两方面从我们检察官的角度给他提出建议。
主持人：后来怎么判的？
杨新娥：后来手机抢了之后还了，而且认罪情况比较好，就判了一个缓刑，他可以继续上诉。这个案子当时有十多名政协委员旁听，效果特别好，据说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敬一丹还赞扬我们的公诉人善于和未成年人交流。
主持人：这个对未成年人整个的人生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实质上我们这种抢劫量刑都是比较重的，跟盗窃不一样。
杨新娥：对。所以说对涉嫌抢劫罪的被告人判处一个缓刑，我认为这就是很大的对未成年人挽救的体现。
主持人：再请杨检察官给我们讲一下，我们对一些决定不起诉的案件让公安撤了或者我们就不起诉了，怎么能够保证他会不会再次犯罪或者再次有这种不好的行为，会不会我们对他很宽容是不是他以后会再犯或者没有一个警示的作用呢，怎么预防这一点呢？
杨新娥：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担心，在做不起诉或者退回公安机关处理得时候都有这样的担心，就是怎么样保证我们对他做了这么一个处理之后他能保证不再犯，真正走上正道，所以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是非常慎重的，我们会考虑各方面的情况，就是综合考虑他自己本身的犯罪情节，以及他是不是做了决定之后会不会有人对他进行帮教，有没有人会对他进行监督和考察，我们会考虑这一方面的情况。
杨新娥：另外，我们在做不起诉的时候也确实考虑到了要落实这种帮教的措施，比如说通过家长或者说是他所在的社区对他进行帮教，有时候我们还会对他进行考察和回访的工作。
主持人：如果我们对这么多的未成年人犯罪的人去考察、回访，是不是会花费我们很大的精力，这方面是怎么解决这个矛盾的呢？
杨新娥：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曾经对回访工作做了一个比较制度化的设计，在2004年的时候我们对所有做不起诉的这些未成年人人曾经做过一次回访，这个工作量是非常大的，现在我们确实业面临这么一个问题，因为海淀检察院是比较有名的案件量特别大，然后办案人员又比较少。
主持人：整个海淀检察院只有你们这么一个未成年人未检组是不是？
杨新娥：对，在公诉部门只有我们这几个人办理未成年人案子，但是案件数量又特别大，所以在从事我们审查起诉工作本职之外再做这些调查、回访的工作，安全确确实实压力特别大，所以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现在我们也在想能不能利用一些社会的力量。
主持人：比方说我们利用社会的力量，也就是说跟一些社区或者学校建立比较良好的关系。
杨新娥：对，比如说我们04年的时候就跟海淀分局、团区位、区妇联共同签署了一个文件，叫《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帮教细则》，这就是说我们跟这些单位进行合作，共同设立这么一个帮教委员会，来具体负责落实帮教工作，这也是我们一个尝试。
主持人：我觉得还是应该发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对这些犯罪的未成年人进行一些帮教也好或者说帮助也好，如果光靠我们检察系统这些人，这个力量确实有点力不从心。
杨新娥：对，我们现在倒有一个考虑说可不可以发动一些青年志愿者或者社区工作者，对犯罪的未成年人进行一对一或者说一对几的辅导工作，对他们进行帮教，是我们一个现在还在设想阶段的问题。
主持人：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这些有了不良记录或者未成年人犯罪的人，虽然我们对他进行帮助、教育，他重新面对社会的时候还是会遇到一些压力，比方说有一些孩子他们高中毕业之后会找不到好的工作或者有这么一些不良的记录之后会不会影响他们再次考学或者是就业这方面，我们检察院对这个工作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好的做法呢？
杨新娥：主要我们还是把工作做到前面，就是刚才所说的，我们要跟一些社区进行合作，我们也会在一些法制宣传日，到社区活动对他们宣传这些知识，希望这些孩子遇到问题之后能够获得社区的帮助。另外我们还考虑类似家长学校这种模式，因为现在我们好多检察官都在从事兼职法制校长的工作，兼职法制校长的工作他的教育对象可能就不仅仅是未成年人了，还包括他的家长，在孩子、家长面临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应这个学生或者家长的要求或者说学校的要求，我们可以去跟家长进行沟通。
主持人：也就是说我们除了在办案过程当中会更细心、更下工夫，我们更多的还是做一些宣传或者预防之类的工作，对吗？
杨新娥：对。
主持人：我们海淀检察院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当中是怎么做的，就是我们怎么做一些宣传工作或者是一些事前的教育工作呢？
杨新娥：我们单位在未成年人的犯罪预防工作方面我认为还是作出了非常大的成绩的，我们单位有一个专门的处叫预防处，在预防处里头是专门设了一个有专人来专职做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工作的，这几年工作还是很有成效的。工作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检学共建。主要通过我们检察官受聘于辖区内的中学做兼职的法制校长，协助学校对在校学生进行法制教育。
主持人：法制校长主要做什么工作呢？
杨新娥：就是协助这个学校对在校学生进行法制教育和预防不良行为，以及违纪违法行为的工作。
主持人：是不是学生有一些什么法律上的难题或者困惑，就可以找到这个校长进行一些咨询，或者是这个学生出了一些不良的做法，我们检察官可以提前或者是及时的给他以纠正呢？
杨新娥：我们这个法制校长工作肯定是针对这些问题来进行工作的，这个工作模式一开始是进行普法的讲座。
主持人：我觉得上大课的效果不一定好吧？
杨新娥：对，我们也是这么认为的，一开始我们是用这种方式，但是现在我们的方式就多种多样了，现在比如说有检察官进课堂，就是小班上课的方式，一个检察官给一个小班，也就20来人，有的甚至10多个人。我们曾经去过北京市盲人学校，就10多个人，就是这种小班授课的方式，我们称之为“检察官进入课堂”这个模式。另外还有一些模拟法庭，组织这么一个活动。另外还有观看案例。
主持人：我觉得还是要丰富多样的，只是大班讲话可能会比较枯燥，因为有一些青年可能会比较排斥，或者因为有一些枯燥看不进去的那样子。
杨新娥：对，所以我们基本上上大课的比较少，都是采用小班授课或者看光盘，比如说看了光盘之后写一些读后感、正文或者演讲这类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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