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睿鸫：别动辄就成立“新机构”

　　别动辄就成立“新机构”

　　10日，有两则有关委员代表建议增设机构的建议，特别吸引公众的眼球。一则是3月11日上午，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巴德年委员代表9位委员联合发言，他们建议下届政府设置国家人口与健康委员会，统筹管理国家的人口与医药卫生事业。

（3月11日中国网）另一则是“反腐败的实践证明，属地监督机关在办案中很难保持独立性，在一些地方表现为看领导眼色行事，甚至出现非法交易”。因此，张承芬委员建议中央纪委在省级行政区设立派出机构，直接对中央纪委负责。（3月11日新华网）

　　老百姓看病越来越贵，反腐败总是“腐而不败”，我们想了许多办法来加以遏制，于是“两会”的代表委员们不得不提出，增设“国家健康委员会”和“中纪委派出机构”的建议。当我看到这两则新闻时，心里实在是辛酸无耐。要知道，在“精简机构、裁减政府冗员、提高行政效率”早已定为治国方略的今天，动辄就增设一个新机构，显然有倒开车之嫌。

　　环顾四周，人们不难发现，在国内的诸多领域，动不动增设一个新机构，仿佛成为新的“流行趋势”。比如说，国土资源部为加大执法力度，正式实施国家土地督察制度，设立国家土地总督察办公室，并由国土资源部向地方派驻9个国家土地督察局；国家环保总局组建11个地方环保派出执法监督机构，这些机构直接对国家环保总局负责；卫生部于去年也下发文件，规定年收入3000万元以上或拥有300张病床以上的医疗机构、年收入2000万元以上或所属单位多的企业、事业单位，设置内部审计机构，配备审计人员，开展审计工作。等等。

　　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钱穆认为，中国政治制度演绎的传统是，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再定一个制度来防止它。相沿日久，一天天地繁密化。于是有些变成了病上加病。越来越繁密的制度积累，往往造成前后矛盾。这样，制度越繁密越容易生歧义，越容易出漏洞，越容易失去效率，这就是的“钱穆制度怪圈”。在笔者看来，无论是巴德年委员建议成立“国家人口与健康委员会”，还是张承芬委员建议中央纪委在省级行政区设立派出机构的建议，都可谓不知不觉地走进了这个怪圈。

　　就拿成立“国家人口与健康委员会”来说，国家成立了，地方肯定也要设立；可以想象，成立一个新的行政体系当然需要财政的供养，这需要增加多少财政支出？而卫生体制改革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国家财政投入的严重匮乏。如果政府有钱成立并供养新机构，何如把那些钱投入到医疗卫生机构，从而提供更多的公共医疗服务呢？如此以来，定一个新制度来防止和弥补原来的制度，这难道不是“钱穆制度怪圈”的现实版吗？

　　大家知道，医疗行业之所以出现种种问题，其根源是政府投入不足，医疗过度市场化以及医药不分家上；而国家反腐败的关健也并不在于监督机关的独立和超脱性，而在于制度的严格执行，以及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上。因此，笔者以为，对待棘手的公共问题，我们要找问题的症结，以及造成病症的“病原体”，从而谋求破解之道。而不能动辄就增设新机构，因为“钱穆制度怪圈”经验告诉大家，制度变革并非机构越多好，规格越高越有力度。相反，密集的机构设置和制度积累，只会漏洞百出，失去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