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功成：让“有房可住”取代“拥有住房”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让“有房可住”取代“拥有住房”

　　本报记者 定军

　　“应该建立全国性的起码或最低住房保障制度。”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在两会期间提交的一份房地产政策议案，给全国的低收入家庭描绘了未来的居住梦想。

　　郑功成接受本报专访时指出，政府应以统一的公共房屋政策，或者在廉租房基础上扩展公共房屋，代替原有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政策。

　　这种公共房屋制度的核心是：政府提供公共房屋供低收入家庭使用，居民享有使用权而不享有所有权。从而建立起全国性的住房最低保障制度，为低收入者提供起码的住房条件。

　　1998年国务院出台32号文件（《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要求对不同收入家庭实行不同的住房供应政策。5年前，国家开始对日趋高涨的房价进行调控，不过效果都不尽如人意。

　　32号文件规定：最低收入家庭租赁由政府或单位提供的廉租住房；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其他收入高的家庭购买、租赁市场价商品住房。

　　不过，迄今为止，各地政府兴建的廉租房杯水车薪。而经济适用房建设数量不多，部分被高收入者买走。大批中低收入阶层被驱赶到商品房市场，日益推高房价，出现大批“房奴”。

　　“当初住房改革的出发点是人人拥有自己产权的住房，这当然是长期内都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因而是一个目标错误。思路应该是人人有房可住，而不是拥有自己的住房。拥有自己的房屋必须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郑功成说。

　　“有房可住”取代“拥有住房”

　　郑功成建议，所有买不起房的人都可以申请政府提供的统一、单一的公共房屋。这种房屋不以盈利为目标，但是也不能像廉租房那样免费。如果个人实在困难，政府可以给以补贴。这样才能保证低收入者有起码的住房。由于廉租房只能解决很少一部分人的居住问题，而经济适用房因为建设与配给都存在异化与不公现象，应该退出历史舞台。

　　如果政府能够集中目前经济适用房与廉租房的公共资源，包括土地、财政、税收资源等，就能扩大公共房屋的供应，确保低收入家庭有起码的住房保障。郑功成说，居民因为房价上涨产生的“恐惧性购房行为会日益回归，房地产市场的畸形价格也将复归正常”。

　　他表示，政府需要保障每个人有房可住，但绝对不能够保障每个人拥有自己的住房。“有房可住”与“拥有住房”，其根本含义相差甚远。

　　始于1998年的房地产政策，本质上是居民无论收入高低，政策走向基本是以个人拥有自己的住房为目标。这种政策也取得了很大成绩。根据建设部公布的数字，2005年我国城镇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升至26.11平方米，住宅私有率高达81.62％。其中住宅私有率超过一些发达国家。

　　不过，由于各地经济适用房以及廉租房的兴建数量相当有限，大批中低收入家庭被驱赶到商品房市场。即使在发达国家，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年轻人就买房，也是不可想象的，工作20多年才买房的情况很常见。而在中国，目前大家都以拥有住房为目标，导致恐惧型购房现象出现，进一步推高了房价。

　　“让所有人都拥有自主产权房屋，是相当长时期都绝对不可能实现的目标。”郑功成建议政府将追求城乡居民均拥有自主产权房屋的目标，调整为城乡居民均能获得相应居住条件。把住宅纳入城乡居民生活必需品范畴，制定城乡起码或最低住房标准，确保低收入家庭起码的居住条件纳入最低生活保障体系。

　　这种建立在公共房屋制度基础上的统一的最低住房保障制度，也应该惠及农村。调研发现，很多农村的贫困居民仍然住在茅草屋中，因此农村也应该有最低住房保障体系。

　　“三位一体”的住房供应系统

　　郑功成指出，除了政府提供的公共房屋外，市场主导的商品房屋，用人单位职工福利中的房屋福利，可以组成三位一体、不同层次的住房供应体系，分别满足不同社会群体的居住需求。

　　比如公共房屋只租不售或者租售结合，主要满足低收入家庭的需要，这是整个住房体系的基石。市场主导的商品房，包括通过市场购买房屋或者租赁房屋，主要满足中高收入阶层持续改善居住条件的需要。而用人单位的房屋福利，利用的是用人单位或者雇主的资源，改善的也是本单位员工的居住条件，可以作为公共房屋、商品房屋的补充。

　　广州市有关领导近期在“两会”上透露，广州市正在着手制订新的经济适用房管理办法，允许符合条件的单位在货币分房和实物分房中二选一，只要该单位有土地，且符合城市建设规划和土地使用规划，可自行建房分给没有享受实物分房和货币分房的住房困难职工。

　　位于广州芳村的花园小区金鹤苑，紧邻地铁，于2005年10月竣工。作为广州首个单位自建房，金鹤苑每平方米均价只有2050元。有关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12月，广州十区的楼价已突破7000元／平方米。

　　郑功成建议，应该取消对单位住房实物分配的禁令，将是否实行实物分配住房、建立公积金，或者实行专门住房补贴的选择权，交给用人单位或者雇主。同时，原先的强制性住房公积金制度也应取消，因为加重了单位负担，并限制了用人单位或者雇主自主支配员工职业福利资源的权力，造成新的社会不公。

　　建立三位一体的住房体系，需要改革的不止是这些。郑功成指出，还需要建立详细的住房登记制度，以及建立公共房屋的限制条件和激励机制、退出机制，并实行政府分级负责制。改革中的难题还在于体制改革，郑功成说，“建设部负责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廉租房等，这是有问题的，需要将这些体制关系进一步理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