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大师的师生情(图)

　　蔡德贵

　　季羡林到北大工作之后不久，陈寅恪先生也来到北京，仍然住在清华园。

　　季羡林知道，陈先生年老体弱，但最喜欢喝栅栏红葡萄酒，这种酒是在北京的天主教外国神甫们亲手酿造的。于是，季羡林便先到神甫们的静修院(今为北京市委党校所在地)，在地下室中买到这种栅栏红葡萄酒，又长途跋涉到清华园，送到先生的手中，几瓶酒本来算不了什么，但是当时通货膨胀已经达到钞票上每天加上一个“0”，还跟不上物价飞速升高的情况下，几瓶酒也非同小可了，对于季羡林这样一个当时的穷教授，就更是难能可贵。这样的栅栏红葡萄酒，季羡林到清华园去送过几次。

　　在陈寅恪与胡适飞到南京之前的三年里，季羡林与陈先生的来往颇频繁。他回国以后，到1947年10月写成了一篇论文《浮屠与佛》，首先读给陈先生听，想听听他的批评意见，不意竟得到先生的赞赏，把此文推荐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本发表(1947年)。该刊物是当时最具权威性的刊物，有点“一登龙门，身价百倍”的威风。季羡林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此文至今仍不失其学术价值，代表了当时该领域中较高的学术水平。

　　季羡林清楚地记得，那是春天里的一天。陈寅恪的众弟子来到中山公园，季羡林、周一良、王永兴、汪　等人，深知先生喜欢看花，爱花。此时虽有眼疾，几近失明，但有些东西还能影影绰绰看到一点影子，所以大片藤萝的紫花光亮，先生或许还能看得到。众弟子们想请先生散一散心，先生愉快地答应了。弟子们大喜过望，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的藤萝深处，觅到一个茶桌，侍先生边饮茶，边赏藤萝。众弟子谈笑风生，先生也受到感染，兴致极高。他们玩了一天，尽欢而散。此情此景，令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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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二年多的时间里，季羡林同陈寅恪先生的来往频繁。这是他们之间来往最多的几年。季羡林回忆说:“在我同先生来往的几年中，我们当然会谈到很多话题。谈治学时最多，政治也并非不谈但极少。寅恪先生绝不是一个‘闭门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他继承了中国‘士’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他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他非常关心政治。他研究隋唐史，表面上似乎是满篇考证，骨子里谈的都是成败兴衰的政治问题，可惜难得解人。我们谈到当代学术，他当然会对每一个学者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除了对一位明史专家外，他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贬低的话。对青年学人，只谈优点，一片爱护青年学者的热忱。真令人肃然起敬。”

　　季羡林曾不无深情地说: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人如果没有别人的帮助，一辈子会一事无成的。他觉得自己遇到了极幸运的机遇，生平帮过他的人无虑数百，光是著名的，国外就有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西克教授，国内则有四人:一个是冯友兰先生，没有他同德国签订与清华交换研究生的协定，他季羡林根本到不了德国，一个是胡适先生，一个是汤用彤先生，没有他们，他根本来不了北大。最后但不是最少，是陈寅恪先生。如果没有陈先生的影响，他不会走上现在走的这条道，也同样是来不了北大。

　　季羡林对老师们的感激之情，是永志终生的。　(12)

　　图为:历经十年磨难，季羡林风采依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