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作风非小节

　　重庆解放前夕，被敌人囚禁在红岩狱中的英烈们总结斗争经验教训，集思广益，写出了一份“狱中八条意见”。其中，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对革命成功后如何搞好党的建设的建议。尤为可贵的是，它的第一条便是“防止领导成员腐化”，第六条则强调要警惕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问题”。

　　如今，这份尘封了57年的文件，作为“红岩档案”的一部分已经解密展现。读到这份“意见”，我们不仅为革命志士对党的事业的高度责任感所深深折服，更感受到了它那种穿越历史、映照现实的巨大力量。在党中央号召全面加强包括生活作风在内的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今天，它对我们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警示意义。

　　生活作风，作为人们对待日常生活的基本态度和行为模式，是一个人的政治信念、思想格调、道德情操的综合反映。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更像一面镜子，从一个侧面反映着我们党及其成员的面貌和形象。人民群众往往就是通过这面镜子，来观察、认识我们党的。抗战期间，爱国华侨陈嘉庚回国考察。国民党在重庆拨巨款接待，仅蒋介石的一次宴请就花了800银圆。他到了延安，毛泽东却用自己种的豆角、西红柿招待他；外加一只鸡，还是隔壁大娘听说毛主席有贵客，特意送来的。陈嘉庚当即感慨地说：“得天下者，共产党也”。显然，他是把当时重庆国民党那种“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奢靡生活，与延安共产党干部“勤俭诚朴、吃苦耐劳”的生活作风作了对比以后，才得出这一结论的。今天，我们党作为执政党，地位、条件早已今非昔比；但广大人民群众仍然在通过生活作风这面镜子，来观察和期待着我们。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能否继续保持战争年代那种“勤俭诚朴、吃苦耐劳”的生活作风，有效防止当年英烈们所担心的“领导成员腐化”问题，仍然是一个严峻考验。

　　有些同志也许认为，生活作风属于个人行为，多是些小节，没必要太认真。其实，小节、大节是相对而言，并且是可以转化的。小节不保，大节必失。试看当今那些由党的干部堕落成为腐败分子的人，有哪个不是从某些生活小节开始，贪钱恋色，吃喝玩乐，而逐步坠入了违法犯罪的深渊？领导干部身份、地位特殊，其行为在社会上往往具有示范效应，因而他们的生活作风绝非个人小事，不可等闲视之。否则，小则影响领导者个人的政治生命，大则危及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这决非危言耸听。当年的古罗马帝国，曾横跨欧亚非，雄视世界几百年。然而到了后期，贪恋钱财、狂欢纵欲的风气却像瘟疫一样从达官贵族向整个社会蔓延。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描述说：当时帝国的官吏们早已“无心管理政事”，“读书也很少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他们把生活中的大多数时间都用在了“聚敛钱财”和“追求享乐”上。正由于此，“帝国的衰亡也就是必然的了”。古罗马帝国灭亡当然有经济、政治、军事等多方面原因，但各级官吏生活穷奢极欲，引起整个社会精神、道德堕落，以至国家失去精神支柱，不能不说是个重要因素。殷鉴在前，值得我们引以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