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裁判的正当性问题(图)

　　姜启波
　　生活中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一个裁判，法官坚持认为是正确的，而当事人却申诉不止；或者一个案件，司法者适用法律得当，而裁判结果却不能令人接受。这究竟为什么？显然，人们对裁判的正当性有着不同的评价。

　　当下在常人眼里，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成文法国家，法官裁判不过是法律与事实的简单适配。因此，社会更多的关注法律的严谨或完备，因为要想法官公正裁判，就要为其提供先进的司法“工具”———法律。反推之，司法不公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法不健全”。这里，人们忽略了法治的几个哲学性问题。“法律无外乎情理”，在法律的盲区或者不知何为法治的群体里，自然生存秩序依然存在。“徒法不能自行”，法官才是法律灵魂的缔造和传播者，法官的正义理念或者“法伦理”是裁判正当的基础。更加重要的是，裁判正当与否的评价标准为何？是否存在“超越法律之评价标准”？这让我们回到那个最为难辨、古老且永不过时的话题———正义。

　　事实上，从事司法裁判职业的法官或有类似经验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就像拉伦茨在介绍由“利益法学”到“评价法学”时分析的那样：“在很多案件中，法官显然不能仅由法律，或仅借由法律可得认识的立法者的评价决定，就可以获得裁判。一旦法律应用所谓不确定概念或概括条款，就会发生此种情形”。“法律只界定一般的框架，在个案中法官必须另为评价，来填补框架的空隙”。在当“立法者尚未表达立场的新问题出现；立法评价的前提要件消失；规范与规则竞合，而对于法官必须裁判的案件类型，立法者欲赋予何者优先地位实无从认识”等情形下，法官必须诉诸个人的价值感受、他在司法实践中获得的判断力，或者他的“意见”，或者需要法官在法律之外寻找超越法律的价值标准，而且这些标准“足以并且也应该作为法官的裁判基准”。

　　法官又如何独立于法律之外进行价值判断，来获取正当性裁判呢？拉伦茨批判说，第一种可能的认识根据是“法感”。但接下来的问题是，“法感”为何物？法官要感受什么？“无论如何，作为感觉它是一种心理过程”，“法感并非法的认识根源，它至多只是使认识程序开始的因素”。

　　齐佩利乌斯认为，“法官或行政官应以社会中具有支配力的法伦理、通行的正义观为其评价行为的标准”，“具有支配力的法伦理并非众多意识过程的总和，而是以许多人的共同意识为内容”。他主张，“具有支配力的法伦理之所以可以作为评价标准，乃是因其可以保障最广泛的同意”。

　　齐佩利乌斯的主张是值得重视和称道的，他的“具有支配力的法伦理”，或者“通行的正义观”，正是现实生活中人人感觉扑朔迷离的社会正义规则，而法官超越法律的评价标准也只有正义规则，假如法官裁判需要抑或必需进行这种评价的话。

　　不过，裁判的公正性问题还远未解决，正义不可知论者大有人在。实证主义学派的人们就曾警告：意图表达正义内容的语句不过是空洞的形式，切勿在学术著作中轻易使用此等模糊的，每个人依其自身的特殊利益作不同理解的概念。事实上，自古希腊毕达哥拉斯至今，尽管几乎所有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法学家鲜有不论及正义命题者，但的确对有关正义之来源、正义之形态、正义之客观内容等问题的研究与揭示远未达到人们所期望的理想状态，正义之具体化问题似乎始终悬而未决。尽管康德提出立法恒定原则，庞德归纳了法律机理的五条标准，罗尔斯确立了正义两项原则和四个阶段的顺序，哈耶克等从微观入手，提出正义规则理论，但超乎法律的评价标准体系仍未建立，裁判的公正性评价与可事后审查的依据依然不足。

　　然而，应当确信的是，世界上只有人们没有认识的客观事物，却没有不可认识的客观事物。如同“不得无故伤人”、“非法利益不受保护”一样，正义规则始终伴随人类社会，成为法治与文明之光，引航几近迷失的船只，或许她在既定的法律之中，或许她仍游离于法律之外，或许她将在明日诞生。

　　我的观点是：人类追求正义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止，人们对裁判正当性的争论也将继续下去。

　　（最高人民法院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