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意欠债20亿 “普马”获重罪 债主债难讨

　　“普马的案子我知道判了，可是我几乎没有精力再去过问这件事了。”北京好望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运营部经理郭绍庆在电话里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普马欠我们的210万在两年半以前就已经判决我们胜诉，但我们至今也没拿回来一分钱。

　　郭绍庆称，此次普马案判得非常重，这表明了国家整顿市场秩序的决心。但他个人认为，对于供应商而言，欠款要回来的希望也更加渺茫了。“20个亿的债务，没收的财产就是经过拍卖也不过2000万，除去偿还普马职工的工资和各种保险，其余的还剩多少呢？”

　　这种困惑无助的情绪也笼罩着其他因普马公司崩盘而受损的供应商。一位供应商甚至表示，即使普马高管被判死刑，供货商所遭受的损失目前也是没有办法追回的。“赔偿没有希望，也许只能用这种高调宣判来安抚供应商的情绪了。”另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供应商无奈地说。

　　普马高管一审获重刑

　　在零售业内造成巨大影响的“北京普马超市9高管涉嫌合同诈骗和抽逃资金案”（下称“普马案”）3月20日由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除已经出逃海外的普马中国董事长刘五一之外，原北京普马8位高管均获刑罚。其中原普马中国企业首席运营官、联合总裁吴卫东获刑最高，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他7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六年至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不过，此次判决并未涉及供应商的赔偿问题。而普马因资金链紧绷引发全国性的挤兑风潮，直至2005年全面崩盘时，普马系共拖欠全国供应商货款20多亿。

　　对于判决结果，吴卫东等原普马8位高管都大呼冤枉，辩称自己不该背此罪名。他们认为，责任应该由幕后老板刘五一承担。

　　获刑最高的吴卫东向媒体抱怨判得太重，声称自己只是打工的，他这个所谓联合总裁其实只起到上传下达、抵挡讨债的作用，因为当时讨债的人太多，公司老总刘五一根本不能在办公室露面。2005年8月底，他便从普马辞职。

　　该案另一名被告人的辩护律师也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其当事人在普马中起到的作用不过是签字而已，财务决策权都在刘五一手里，“我的当事人的签字都是受刘五一的指令，而且，即便没有他的签字，涉案资金也照样会调拨出去。”

　　“对于判决结果，我不便发表评论，但肯定是要上诉的，详情现在还不方便透露。”吴卫东的辩护律师、北京市众睿律师事务所耿一林律师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盘活门店仍是唯一选择？

　　普马案宣判以来，一直在普马维权案中冲在第一线的山西省代理商联合会会长樊晓军的电话就几乎没有断过。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不仅供应商们在和他探讨胜诉以后该怎么办的问题，各家媒体也几乎快把他的电话打爆了。

　　对于普马案的宣判，樊晓军表示，他听到判决结果的第一反应是欢欣鼓舞，感谢政府为零供市场立了规矩，而这规矩早该立了。

　　现在，他和供应商们一样翘首期待案件进入下一个程序，即在普马破产拍卖以后，希望政府能够考虑广大供应商的利益，在偿还普马员工欠款以后，考虑按比例偿还供应商的欠款。

　　樊晓军还告诉记者，普马供应商的代理律师已经在美国成功起诉身在当地的刘五一。“连赖昌星、高山都有引渡回国的可能，我们当然希望刘五一也能够被引渡回来。”他说，“这是我们广大供应商的希望，或许也是获罪高管家属们的希望。”

　　事实上，早在2005年元月普马全线崩盘后不久，一些损失惨重的供应商就开始了维护自身权益的“自救行动”。2005年4月，一些激进的供应商预料到不会很容易追回货款，就自己组织了一套管理班子，准备接手普马继续经营。但“自救行动”当天就被有关部门制止了。“他们说这是违法行为，因为普马案已经属于刑事案件了。”一位当时参与“自救”的供应商告诉记者。

　　随后，新疆诺玛特供应商的行动又让全国各地的普马供应商看到了一丝希望。2005年8月15日，新疆诺玛特的两大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新疆支行和诺玛特的供货商联合起来，在原诺马特乌鲁木齐市门店的基础上，组建了新的“乐亿多”超市。当年12月28日，超市开门迎客。然而，由于投资方中国建设银行新疆分行承诺的400万元资金仅到位50万元，其余资金迟迟不能到位，新超市开业不久又累积了新供应商们的欠款，超市一直处于亏损状态。股东、供应商开始自乱阵脚。许多供应商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撤掉已经供应给乐亿多的货品，或者对其限量供货。乐亿多再次陷入生存危机。直至2006年6月30日，乐亿多被新疆盲人民营企业家马德昭接盘后，才逐渐挽回颓势。据称，乐观预期是今年盘活。

　　2006年6月，北京约30多家普马供应商也开始联合起来寻找出路。他们邀请律师一起碰头开会，还将山西省代理商联合会会长樊晓军推选为维权的牵头人。但记者在会议现场看到，供应商们虽然群情激动，对于如何维权却是众说纷纭。用一位牵头人的话来说，每个人都在考虑自己的利益，对于集体维权持观望态度。会议开了很多次都未能形成一致的决议。

　　“供货商们总是对追讨货款存有侥幸心理，纷纷到法院起诉，以至于海淀法院一下子接了上百个普马案。一些供应商已经拿到胜诉的判决，他们甚至觉得国家就应该优先考虑他们的损失而放弃了集体维权。”樊晓军表示，由他提议的成立全国性的供应商组织也因得不到一致意见而迟迟无法落实。

　　谁是下一个“普马”

　　正是因为供应商的不团结，曾经如火如荼的供应商协会近两年来遭遇发展的瓶颈。

　　“全国将近50家供应商自己成立的组织，除了太原、合肥、十堰、海南等屈指可数的几家外，其余大部分协会的工作都处于停滞状态。”樊晓军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协会的运行难题之一是很难选出一个为大家考虑的优秀会长和秘书长。但从根本上说，供应商们大多只考虑眼前利益，很容易就被零售商从内部瓦解了。”

　　十堰供应商协会的崔会长谈及此事更是深有感触。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会员们心不齐，占便宜的时候都来了，需要集体和零售商抗争的时候却躲在了后面。（谁）都希望自己能够免费搭车，又不得罪零售商又在其中获益。”

　　另外，商务部等八部门为缓解零供矛盾而出台的《零供公平交易管理办法》（下称“《办法》”）不能得到有效执行，也使得供应商维权艰难。崔会长说，《办法》实施以来，基本就是形同虚设，规定供应商不应交纳的各种进场费用一分都没有少。反映到当地商务局，都推说这是几个部门的事，不好解决。

　　时至今日，用穷途末路来形容供应商的处境并不过分。

　　针对普马的赔偿难题，樊晓军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现在看来，‘盘活门店’可能是自救的惟一办法了。”他们希望通过合法手续接管原普马门店，办理相关证照手续，成立新的公司，自己管理或者聘请第三方公司来经营，通过销售商品赚取利润来偿还欠款。

　　樊晓军同时呼吁有关部门重视类似普马这样的恶性事件。“普马之后，我们又看到了因类似资金危机而倒下去的盛兴、超市发等等。再不关注，下一个‘普马’也许就不远了。”樊晓军说。

　　背景：

　　1996年，民营企业诺衡控股有限公司采用特许经营的模式将美国普尔斯马特（PriceSmart，简称普马）会员店引入中国，组建了北京普马集团。其后，普马集团以超乎常规的速度发展。1997年至2004年5月，在全国陆续开设了46家连锁店，年营业额超过40亿元，并于2001年后自行推出大型购物中心诺玛特，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民营零售企业。不过，靠银行贷款、拖欠供应商货款、抽调注册资本金等手法维持的快速扩张终于在2004年因银行收缩银根而凸现资金链紧绷，随即引发全国性的挤兑风潮。至2005年普马系彻底崩盘时，普马会员店和诺玛特共拖欠全国供应商货款20多亿。本刊2006年第25期对此曾有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