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琪
两类社会群体的收入话题近日不约而同碰在一起,一是麦当劳、肯德基涉嫌违法用工,学生打工饱受压榨;二是政府出台规定垄断行业企业职工平均工资浮动比例。弱势打工群体需要维权保护,强势垄断部门加薪将受限制,政府在社会公义的天平上发挥着应有功能。
其实外企涉嫌违法用工不过是冰山一角,经济发展和竞争压力使短期劳动关系大量存在。大学生需要勤工俭学,纷纷甘做外企的马前卒,用人单位为减轻全日制劳动力成本,大量使用兼职劳动力。结果学生工几乎是在义务打工,但他们却表示不求钱多,只求名牌企业能给机会。正是这种学生无意识,助长了大量违法用工的存在,以至于许多外企甚至成了和学校合作的“实习基地”。
面对社会舆论,广州市政府宣布从4月1日起非全日制职工小时最低工资执行省一类标准的每小时7.5元,这意味着如果要找短工,就得向这个标准靠齐。与此同时,另一则来自省里的消息则宣布对于工资水平高、增长较快的行业企业要适当调低工效挂钩浮动比例。这又意味着垄断企业的员工拿着远高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的工资将受到限制。
当然,政府对社会公义天平的调整无法一劳永逸。因为企业经营的灵活性和隐蔽性,远不是静态的法规能够预见。比如洋快餐就认为所招学生既不是全日制又不是非全日制劳动者,于是脱身最低工资的限制。对此政府既要为弱势的学生维权,又苦于没有法律界定。另一方面,垄断企业攫取社会资源大行“福利腐败”可谓千姿百态,很轻易就脱离劳动部门监管,即使浮动比例不变,员工额外的收益和福利依然能节节上升。
垄断收入看似经济问题,但垄断带来的分配不公的性质几近掠夺人民财富。弱势群体面对强势企业,只要法律无保护,那么贱价劳动的地位也无法扭转。如此结果就是消费者要承受高额油价气价电信费,劳动者要接受耻辱工资刻薄待遇,以此观之,政府维护社会公平就是要锄强扶弱,更尖锐地说,不锄强无以扶弱。政府只有严格充当市场经济的判官,对强势集团构筑绝对监审的体制,坚决将垄断企业置之竞争格局中,广大公众才可能摆脱被强势集团长期侵蚀权益的普遍命运,让社会天平重新摆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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