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三十年：国家命运的转变

　　田惠明：考大学就为不再干累活

　　本刊记者/欧阳海燕

　　田惠明推着一辆三轮车，眼巴巴地注视着从小白楼里进进出出穿着体面的科室干部，心里面有一种酸酸的羡慕的味道。

　　这一年，是1974年，从雁北“病退”回城的田惠明在北京市汽车靠垫厂做起了“弯管工”。这个工种的工作是，每天推着三轮车，从库房拉一车管子到工地，然后用电锯把管子锯成一段一段的，再把管子弯成一定的形状。

　　“这个活最脏最累了，我们既是弯管工，又是装卸工。”田惠明说，“防护措施又差，一身油乎乎、脏兮兮的工作服，戴着副大眼镜，顶着个大草帽，锯管子时迸出来的火星子，直往脖子里钻。”田惠明拿出一张当年的老照片，20几岁的小伙子，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瘦削的老头，青春气息荡然无存。

　　在库房和工地之间，有一栋小白楼。在那里面上班的人，是脱离生产一线的领导层，不用穿沾满污渍的工作服。每天，田惠明推着破车，在库房和工地之间穿梭，靠着对小白楼的仰慕和向往，支撑着过日子。

　　“所以，那时候有一种强烈的改变现状的愿望，而高考给了我一个契机。”田惠明说，“我考大学，没有豪言壮语，什么‘铁肩担道义’、‘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我不是那样想的，就是太脏、太累、太艰苦了，想要改变现状。”

　　下乡背砖险些要了命

　　田惠明不是没吃过苦，但工厂里的制度性压抑，让他感觉反倒不如在乡下背砖时自在。尽管背砖这件事几乎要了他的命。

　　田惠明是北京三中66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毛主席的一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启动了中国1700万知识青年大迁徙。田惠明和其他17位来自北京的男女学生下乡到了山西大同杜庄。

　　而今，坐在中国新闻社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回想起下乡插队的岁月，田惠明感觉有点荒唐，有点悲伤，有点怀念。

　　他们下乡插队的村子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千千村。这里环境优美，著名的桑干河离村口仅有4公里。远处是五岳之一的恒山，夏日里一片绿，冬日里一层白。“当时我们正值十七八岁的年龄，置身于清新的大自然中，中学生浪漫的情调油然而生。”田惠明说，他们时常结伴到村外杨树林中散步，到桑干河畔玩耍、看山、看水。

　　为了多挣几个工分，田惠明和几个知青壮小伙自荐去了砖窑。“那是最苦最累的活，”田惠明说，夏天，他们只穿一条三角裤衩，背上披一条很糙的老羊皮，走进尚带一定温度的窑里，把热乎乎的青砖叠成垛，然后背出来。“背一天窑，浑身上下，除了牙是白的，全是黑的。”

　　1970年的一个早晨，田惠明没能按时赶去砖窑，他起不来了。在土炕上躺了七八天，高烧不退，一天比一天恍惚。生产队决定，趁着还能走动，赶快送回北京去。

　　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医生为他做了检查，并告诉他，已经出现败血症前兆了，若再晚几天，命恐怕都保不住了。田惠明听了有些后怕。

　　最后的诊断是骨髓炎，医生在他的左腿上开一道很长的口子，敲开骨头，吸出有炎症的骨髓。半年后，田惠明才能扶拐下床。又过了半年，才甩掉拐杖。

　　身体痊愈后，田惠明又回到了千千村。这一次，他干不了重活了，在乡村小学做起了民办教师。他的课为乡村的孩子们带来了清新之气。“那段日子，挺让人怀念的。”田惠明说。

　　1973年，刮起了回城风。“当时有两个理由可以回城，一是困退，一是病退，但政策控制得很严。”虽说真是有病在身，但办起一道道程序来，田惠明也觉得胆战心惊。他觉得，有时候办一件正当的事，也不得不走一走人情路线。他去医院开证明，递给医生一盒烟，医生没有要；他去雁北地委知青办主任王守德家里，拿了一条烟，被王主任拒绝了。归心似箭的知青被并不是坦途的回城路折磨着。

　　因为身体缘故，回城后的田惠明没能很快找到一份固定工作，在社会上游荡了一年，打零工。他在卷烟厂做过装卸工，在展览馆剧场门前看过自行车。1974年9月，田惠明进到了北京市汽车靠垫厂，成为一名“弯管工”。在艰苦的工作环境中，在严苛的打卡制度下，他等待着新的希望。

　　抱着孩子上大学

　　对于在工厂做工的田惠明来说，上大学，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还在初中时，每逢周末，经过北京学院路，看见八大学院的大学生三三两两地骑着单车在白杨树底下经过，田惠明的心里就充满了羡慕。多年以后，那幕美景还萦绕在他脑海中。但是经历了乡下的摸爬滚打和工厂里的艰苦岁月，这个梦似乎离他越来越远了。

　　1977年11月的一个傍晚，劳累了一天的田惠明脱下工作服，随手捡起地上的一张报纸把衣服包好，夹在自行车后座上，蹬着车回家。当他再次展开那张沾着污渍的报纸时，惊奇地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版面，整版的表格。仔细一看，竟是各个高校的招生信息。田惠明算了一下时间，距离高考仅剩下20天。

　　1977年10月21日，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新闻单位刊登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可是当田惠明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消息已发布了近一个月了。

　　除了领导让他到小白楼上班，似乎没有别的什么消息能够让他疲惫而麻木的神经兴奋起来。这一次，他被“电”到了。

　　“那种兴奋，不是因为别的，只是为了改变现状，脱离繁重的体力劳动。”田惠明说，“而且那个时候，知识不值钱，所以考还是不考，也需要下很大决心。”他担心，若是自己脱产学习，单凭妻子那点微薄的工资，该如何度日。但妻子很支持他，因为那也是她一直以来的梦。

　　20天，时间太紧迫了。田惠明赶紧从旧箱子里翻出初中时代的教科书，又从街坊邻居那里搜罗了一些。“那个时候，书少得可怜，只有教科书，没有参考书，也没有复习大纲。”田惠明说。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啃书本，在工厂的水泥上画几何图形。

　　1977年12月11日至13日，田惠明在全国570万热血青年的人流中走进了考场。考试分四科，数学、语文、政治、史地，满分400分。田惠明考了315分。当年录取分数线是260分。田惠明参加了体检，满心欢喜地等待录取通知书，但是没有等来。这一次冬季高考，录取新生27.5万人，录取比例仅为4.82%。田惠明莫名其妙地落榜了。

　　1978年夏天，再度走进考场的田惠明终被中国人民大学二分校7

　　8级新闻系录取。田惠明不敢想像，这个即便是在梦境中也已远去的校园，如今自己竟置身其中了。“人大分校在北京西四丰盛胡同，由一所中学改造而成。两排平房，一个小操场，一座四层教学楼。”他说，虽然已时隔20多年，但一闭上眼，就能浮现当年简陋校园的场景。

　　可是，他上大学的情景却与初中时在学院路上看到的那一幕大相径庭。在他的自行车横梁上，多了一个儿童板凳。此时的田惠明已经是一个父亲了。

　　“每天早晨6点多起床，把小女儿从睡梦中唤醒，洗好脸，穿好衣服，把女儿放在自行车前梁的小板凳上，后架子上夹上书包，一路紧蹬。先是穿街走巷，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再飞似地朝学校的方向骑去。”田惠明说，每当这时，他就会想起学院路上大学生在白杨树底下骑单车的情景。只是，他永远不可能和他们一样了。

　　考试的时候很紧张。田惠明记得，晚上天热，小破平房的家中没有电风扇。他就拿个小板凳坐在路灯底下复习功课，左手抱着孩子，右手拿着书本。“有时候孩子尿了，我也不知道，孩子睡了，我也不知道。”田惠明说，“我经常陷入枯燥无味的国际共运史、政治经济学中，出不来，搞不懂。”

　　在中国人民大学二分校新闻系78届的40名学生中，只有两个是有孩子的。“抱着孩子上大学”，令田惠明有一种隐隐的尴尬。每天把孩子送到幼儿园，田惠明都要把自行车前梁上的小板凳卸下来，在一个固定的地方藏好，下课后再装上，去幼儿园接孩子。

　　大学四年，田惠明的三口之家，靠着妻子微薄的收入，他每个月19.5元的助学金，艰难度日。“苦是苦点，但心里很充实。”田惠明说。

　　踩着稿纸做到副总编

　　毕业后，田惠明被分配到中国新闻社工作。从经济新闻记者做起，一步一步做到了新闻部副主任、主任，中国新闻社总编助理、副总编辑。

　　在新闻这条路上，田惠明走得很顺畅，他说自己是踩着稿纸做上来的。“这十几年耽误的时间太多了，因此不管是上学，还是工作，都是加倍努力，想做到最好。”田惠明说。而下乡插队、社会游荡、工厂做工，这些不堪回首的人世沧桑，在他工作后则显示出一种深厚的人生积淀，转化为他笔端流露出的特殊气质，“在新闻业务这方面，上路很快”。

　　二十几年来，他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呐喊，为中国新闻事业改革鼓呼，目击长江世纪洪水，策划香港回归、澳门回归报道，创办《中国新闻周刊》，编撰业务书籍，钻研新闻理论，也曾随中央领导出访欧亚数国。

　　田惠明说：“除了下乡、进工厂，我一生从事的都是新闻事业，虽然没做过什么轰动的大事，没写过什么有影响力的大文章，但我常想，我曾为报道中国改革拼力鼓呼过，我曾为树立中国形象尽心尽力过，回首往事，问心无愧，足矣。”

　　周小普：都说考大学傻

　　安之若素的心态被一次偶遇打乱，考上大学改变了人生

　　本刊记者／杨东晓

　　回忆起自己参加1977年、1978年高考的情景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博导周小普至今认为当年自己考不上是很正常的，——“因为我小学都没有上完。”

　　没考上很正常

　　小学生周小普在1966年开始史无前例的运动时才上小学5年级，初中上了一年却尽在搞运动，高中门根本没进过。1978年，在这种先天不足的情况下她自学了初高中课程参加了高考。

　　从小学一年级起就喜欢看小说，小学5年的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周小普一直怀有考上重点中学，然后上大学的理想。1968年，周小普小学毕业后就近被分配到了北京日坛中学。“进了校就是斗私批修、大批判，几乎没有正经上课。”

　　那时，对这样的初中生活，在周小普们看来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破除旧的秩序，而且他们也都没有正常的中学生活经历。15岁那年，周小普连这种斗私批修的初中也上不成了，她随母亲下放到了湖南五七干校，成为一名青年连的学员。

　　一年多的锻炼后回京，周小普被“毕业分配”到北京朝阳农场。16岁的周小普来到东坝东、通州西这处不通公交的地方，一呆就是8年，直到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与1200多万“老三届”不同，文革前，周小普既没上过初中更不要说高中，教育程度很低。

　　特受刺激的两件事

　　1973年9月13日，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上空一声巨响，震惊了全中国，也震惊了19岁的周小普。林彪这一被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叛逃，在周小普的价值观和整个精神世界里是一个颠覆性的事件。“难道毛主席也会错吗？”这是她对社会第一次深深质疑。

　　这一质疑又令她反思自己失学后所经历的一切。最后挽救她精神世界的，是梅林的《马克思传》和克鲁普斯卡娅的《列宁传》。

　　在周小普的记忆里，朝阳农场只在1973年前后送走过一名“工农兵”大学生。而那个指标当时就传说是“戴帽”下来的，所以对大家触动不大。既然绝大多数都没有机会，那么不上大学仍然被认为是很正常。

　　这种安之若素的心态被一次偶遇打乱。

　　1975年，在从天津亲戚家回京的火车上，周小普发现同车的几乎全是寒假后返校的工农兵大学生。看到这么多同龄人能够意气风发地上大学，周小普又羡慕又嫉妒，头脑中反复闪现的是“得天独厚”四个字。这件事对她的触动很大。

　　两次高考都“特傻”

　　周小普第一次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是在江西。1977年10月她到父母干校所在地探亲，一天清早从大喇叭里听到了这则消息，她感到这可能是一个机会，但没太激动，因为她不知道这条路到底应该怎样走，还是平静地享受完了探亲假期才回到农场。

　　回来后，周小普即准备“复习”参考。给她最大动力去参加高考的是将来能够对自己生活的世界有更多的把握，“不能人家说什么都听不懂，那才是真傻呢”。

　　这一年朝阳农场只有几个知青报名高考，他们被大多数人看作是异想天开。当时他们都是国营农场职工，每月有32块5的工资。在一个多月的自学后，12月初第一次考试，周小普考了208分。当时没有分数通知，是妈妈专程跑到教育部门查的结果。这个成绩当然无缘大学。而以小学基础自学出来的数学，她只考了25分——“复习”前，她连勾股定理是什么都不知道。这一年，农场里没有一个人考上。周小普说，“我们这些小学基础的人，如果一下考上了，那才反常呢。”

　　1978年的高考，整个农场也只有十来个人报名，并且继续为人们所不解，被当成“特傻”的人看待，一天假都不给，而且领导们专门提醒这些人不能影响工作。但是这次高考她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专业录取了。

　　改变命运的大学

　　回忆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后的学习情景，周小普说：“我们当时学习真是‘如饥似渴’，见到老师像亲人似的。我那时不太会学习，听课不会抓重点，把老师讲的每一句话都记下来，课下阅读老师给的书目和教材，常常到深夜；而英语则是全部背诵。学习生活很艰苦，但很充实。”

　　被大学改变了命运的周小普说，“现在看来大学给了我一个与更广泛世界交流的舞台。我们的老师都是谦谦君子，令我由衷地佩服和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