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朝林：两代人的高考
“废除高考，那是瞎说，我们这代人清楚失去它的滋味，不过，现在孩子们的竞争太残酷”
本刊记者/李梓
“30年前我得知考上大学的那种心情，和我女儿刚刚考上剑桥，没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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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在1977
当陈朝林看到确实有人通过了春季考试进入大学后，他觉得有一种东西复苏了，那是一种希望。
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春季高考，陈朝林没有报名，他以为这样的事情轮不到自己，当时他作为回城知青，被安排到北京市无线电元件二厂工作。“我和田惠明的家庭出身都不好。1968年我正好18岁，上山下乡，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种出路。我的知青经历，没有那些知青纪实文学中如何如何不幸的控诉感。”
第二年，考试已经变成了全国统考，题目也变难了，陈朝林已28岁，对于许多像他这样的大龄考生来说，最难的课程就是数学，甚至许多人交了数学白卷。考上的人被称作幸运儿，他们的人生际遇与没有考上的人从此完全不同。老三届毕业生被各党政机关企业一抢而空，而陈朝林那些没有考上大学的中学同学，大部分都呆在国有企业里，在以后的岁月里，面临企业裁员、下岗和提前退休等社会问题。
陈朝林报考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系，他觉得中国将会开始大规模建设经济，因此学经济应该最有用，而最后他却被调档到了新闻系。“那也不错，学了对社会有用。”陈朝林说，他看过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觉得新闻是一个有力的反映现实的工具。
1982年毕业后，陈朝林被分到中国新闻社，做记者，一直到1994年，他赶上了一个时髦的词汇：下海。
辞职下海
1994年，陈朝林辞去了新闻记者的工作，下海做起了纺织品贸易。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曾经让他兴奋不已的工作，在80年代后期已经成了一种思想的负担。
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广告业不发达，企业流行到处拉记者去参观，写红包稿，美其名曰软新闻，供职于国字头媒体中新社，陈朝林自然也不时收到不少这样的邀请或者“任务”，失去了新闻的纯粹。这样的大环境其实让许多记者意志消沉，对这个职业产生了厌倦感。几乎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同时，陈朝林开始尝试经商，后来便干脆下海了。“你要有思想，有追求，但你也得先有物质基础。你要追求物质，不如干脆去经商，而不能一边拿钱一边还说些冠冕堂皇的理由。”陈朝林这样解释他下海的动机。
尽管赶上了时代的浪潮，陈朝林在他的同学间仍然是特立独行的。他的同班同学，绝大部分一直兢兢业业地在各新闻机构工作，并慢慢地升职到中层干部。但陈朝林觉得，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变成了总编辑或者是其他的职务，也有人有著作面世，但由于普遍的中庸，而失去了在思想上或者影响上获得更大成就的机会。“这恐怕也是我们这代人共同的特征”，陈朝林说。
在陈朝林看来，很难用某个词语来概括“老三届”，或者同他一样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一代人。“‘老三届’也好，‘知青’也好，那都不是一个群体概念，生长在上世纪50年代的这一群人早已在各自的经历中被社会分化了。他们后来做什么，下海还是下岗，与他们是否当过知青，其实并没有太大的联系。”陈朝林说。
作为一名国际贸易商人，陈朝林在英国的时间比在中国长，但他一直对国内的传媒发展形势抱有浓厚兴趣，通过他的同学们不断了解中国传媒现状。凤凰卫视去采访他，他兴致勃勃地愿意义务帮忙策划在英华人报道专题，言谈之中仍是一名“老新闻”。
女儿的高考
上世纪90年代末期，陈朝林的女儿在英国开始念中学。“在英国，中小学教育是义务教育，但国家并没有义务保证你考上大学，而英国大学的入学条件相当严格，读什么样的中学和将来念什么样的大学，甚至被社会承认你是什么阶层的人，都有很大的联系。”
在英国，一个人的教育过程是他的阶层特征之一，只有那些在牛津或者剑桥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有可能被承认为社会的精英阶层，从来没有这两所著名大学以外的学生能够成为英国首相。这种境地，与陈朝林的大学同学与中学同学之间的境遇差距并无不同。
于是，英国的父母只有为子女选择两条途径，要么花高价送子女就读私立中学，以保证教学质量，要么把家搬迁到一所教育质量过硬的公立中学附近，以便按照国家规定就近入学。于是，在英国有一种现象，就是每年的学校排行榜发布后，某些榜上名次靠前的学校附近房价立马飞涨。
“全世界的父母为子女的心情，全都一样，而全世界的大学教育所达到的效果，也都一样。”陈朝林总结说，既然已经丧失了就近入学的先机，他只好花重金把女儿送往一家私立学校就读。
去年，女儿经过6年奋战，终于考上了剑桥。闻讯之后，女儿竟然大哭一场，以宣泄多年来积存的压力。“我们在1978年，确实下了不少功夫，因为年纪大了，学起来也相当吃力。但和今天的高考比起来，还是现在更加残酷。”陈朝林说。
30年不是一个轮回
本以为上了剑桥，女儿会轻松一些，但实际上，女儿的课程看上去还是那么紧张。英国的大学教育以其高质量而闻名于世，在最近几年更是吸引了大批的中国学生前往就读，这不仅与其大学的高门槛有关系，更与大学教育的成功有直接关联。
“一所世界闻名的大学，里面集中着全世界最聪明的学生，你不甘示弱，你就得更加努力地学习，在各方面完善自己，只有在这里站住脚，将来才能在社会站住脚。”陈朝林说，他承认女儿的大学生活比他预想的紧张。
陈朝林不认为“30年”这个词有什么重大意义，“考试，那是中国本来就有的传统，保证有一种每个人都能参与竞争的人才选拔机制，是每个国家都应该有的东西，有了它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要说30年能有什么意义，那就是让我们充分理解到高考的不可缺性。”他对国内目前的一些教育争论嗤之以鼻：“现在有人说应该废除高考，那就是瞎说。我们这代人清楚失去它的滋味。”
“30年前的那场高考绝对是我人生的转折点，当我捧着入学通知书时，我觉得我已经不是自己了。”
路元：叩开另一世界的大门
本刊记者／王巧玲
即便已过30年，路元依然清晰记得那次高考的经历。“一到考场，眼前人山人海，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竞争对手。我知道别人也是这么看我的，因为这场考试对每一个人来说都真的太重要了。”路元说。
工厂里的小会计
出生于1955年的路元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从12岁开始，她几乎就已独自生活。文革中，她的父母都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学习。而她的哥哥和姐姐也都随着知青洪流上山下乡去了。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她可以继续留在城里，也是家中唯一留在北京的人。当时她正要上初中。
16岁时，路元初中毕业。那一年，国家正好恢复高中，路元期待着能继续上高中。她的成绩很优秀，老师也曾说，如果有谁能上高中的话，那就是她。但是在宣布高中入学学生名单时，从头至尾却始终没有念到“路元”两字。“周围的同学齐刷刷把异样的目光落在我身上，当时我真恨不得有个地洞能钻进去。”当时的尴尬情景，路元记忆犹新。
路元无法升学的原因在于她的父母。父母的问题还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定性。“我很伤心，老师来劝我，他说不在学校也能读书，叫我不要放弃，让我买课本自习，如果有什么不懂的他会来辅导我。很多同学也主动提出要帮助我，要把笔记给我看。”路元只能依依不舍地离开学校，别无办法。
和许多没有下乡的城市青少年一样，在组织的安排下，16岁的路元进了一家钟表修配厂。“厂里的领导和同事对我倒挺好的，没有让我去做修配技工，而让我学着做会计。后来又做团支部书记。大概是见我挺乖巧吧，想培养一下。”后来，厂里的老会计出事被停职了，她就顶替他，正式做了修配厂的会计。“当时我问老会计，为什么不让干了，他说是因为男女问题，我如梦初醒，我本来以为工人阶级是不会犯错误的。”临走时，老会计教路元做账，路元则代他写检查，因为他不识字。
带薪上大学
初入工厂时，路元决定要自习高中课程，书本也买了。但是在工厂劳累一天回到家里时，她已经提不起学习的劲头了，直到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路元打定主意一定要考上大学。
“当时在我脑子里，只有高考一条路，没有其他退路。我从来都认为自己应该是做文化工作的，而不是在工厂里干活。我不是瞧不起工人，只是觉得那里实在不适合我。我都想好了，即使我考不上正规大学，也要考个电大什么的。总之一定要上大学，只有上大学才能改变现状。”
路元开始发疯似地补习高中课程。“当时，除了吃饭睡觉上班外，就是看书，每天看到深夜，看书看得都快吐了。但是，一点也不敢松懈，一直顶着。”路元决定报考文科专业，因为文科课程自学起来比较容易。当时高考报名需要单位签字同意。路元和某些人比起来，算是幸运的，钟表修配厂领导虽然认为放人有所损失，但还是签字同意了。
1977年，“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路元22岁。在1966年取消高考后的第十个年头，500多万青年重新奔涌在那条通向大学的道路。第一次考试，路元落榜了。路元很失望，但没有气馁，准备第二年再战。
1978年，路元再次参加高考，这一年的考生有600多万。“当我捧着入学通知书时，我觉得我已经不是自己了。我已经在另一个世界了。”路元终于实现了她青年时代最大的梦想，她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录取了。路元明白她的人生将就此转折，滑向另一条轨道。
“当时，班上的同学参差不齐，有的还不到20岁，有的已30来岁了，也有人已结婚生子了。有的和我一样是工厂出来的，有的是返城知青。”因为机会来之不易，路元学习非常用功，都没有闲暇去谈恋爱。大学四年，路元过得非常充实。当时，大学生都是领着工资上学。路元每月能领到30块钱，那是她在工厂时的工资。所以至今她仍对修配厂心怀感激。
毕业后，世界很大
毕业时，路元已27岁。由于当时大学生稀缺，许多工作都自己找上门来。摆在路元面前的选择有不少。“我可以去新华社，可以留校教书，可以去国家机关等等。我选择了新华社。”路元到了新华社后，曾做过行政工作，后来转到《中国记者》杂志做副主编。
多年后，路元被公派到夏威夷大学留学。在那里，她认识了一位美国学生。“当时我英文很差，每次写作业都特别费劲，他就经常帮助我。而我则回报他中国饺子。”在那里，路元找到了自己的真爱。毕业后，路元和这位美国人结了婚，并跟随他到了尼泊尔。
在尼泊尔，路元没有正式工作，有时做一些翻译和文化交流的工作。三年后，路元又和丈夫一起到了印度。他们居住在圣城瓦拉纳西，恒河从城市中穿过。路元在一所大学里教授中文课程，为学生们编写中文语言教材。“我挺喜欢这项工作，但是印度的种姓制度非常严格，上等人和下等人之间禁止交流，这让我很不习惯，也使得我的很多教学方法无法实践。”
1994年，路元回到中国。在昆明，她担任国际训练语言学院中国语言文化项目主管，继续从事文化交流工作。她带领一批批的美国学生学习汉语，研究中国文化。在四季如春的昆明，从事着自己喜欢的工作，路元心满意足。
“现在回头再看，30年前的那场高考绝对是我人生的转折点。相信对我们那整整一代人来说，也大多如此。”路元热切期待着与同窗好友再聚首。
他们在冰炭同器、是非混淆的日子里长大成人，破旧立新是他们当红卫兵时的战斗口号，这个口号也渐成这一代人不断否定自我的人生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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