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暖化”提醒中国加快环境治理

　　“亚洲暖化”提醒中国加快环境治理

　　近日，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专门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气候变化影响的报告。在这份长达1400页报告认为，在过去100年中，由于人类的活动，地球表面温度上升了0.74℃。

温室气体破坏了气候的正常更迭，影响降雨的模式、加强风暴的灾难能力；增加干旱、河水泛滥等发生的可能性；1/3的物种在本世纪将面对绝种的威胁。该报告预测，全球数十亿人将面临水源短缺、数以百万计的人会经历饥荒，贫穷国家将首当其冲，悲惨的是他们没有能力去应付气候灾难。

　　在这份报告里，着重提及“亚洲暖化”问题。其用词的激烈程度和描述的恐怖趋势让人感觉是阅读科幻小说：亚洲地区有九成机会于2050年前，发生河水泛滥、严重食水短缺、传染病散播和饥荒等灾难；在中国长江出口、越南红河和印度恒河-布拉马普特拉河三角洲等人口密集地带，面临河水泛滥、蚊患、霍乱和疟疾等灾难威胁；若气温再升3摄氏度，喜马拉雅山冰川会融化，河水泛滥和山泥倾泻将加剧。

　　“亚洲暖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亚洲的经济因素。亚洲是世界最大的经济增长的增量部分，同时也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板块。中国和印度都应该重视这个问题。前不久世行、中科院和环保总局的测算，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约占GDP的7%-10%左右。而在世界最污染的30个城市中，中国有20个城市列入其中。据世界银行4月初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国因为环境问题导致的死亡人数（例如空气污染和水污染，导致心脏病和呼吸道疾病的死亡人数）每年高达41万……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提出了一系列降低能耗、减轻污染和替代性能源方案。

　　“亚洲暖化”也莫名其妙浸泡着某种亚洲乐观主义。因为亚洲新兴国家和地区，例如（上个世纪）已经完成经济崛起过程的日本、韩国以及台湾地区，对待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都采取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思路，甚至这种思路同经济周期相结合，构成了一条勾勒“环境—经济周期”关系的菲利普斯取舍曲线：在经济繁荣期努力发展GDP，淡化污染问题；而在经济的萧条期，提高对环境治理的投入。这种哲学洋溢了一种乐观的态度，即污染问题需要在一个适当的时机进行大规模地解决，而不是在经济高涨期就给予严厉的控制。它散发出一种“先后序列观”，一种“适当的场合做适当的事”的盲目自信。但这条充斥着历史经验的乐观主义道路也许并不是普适的，亚洲出于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中印两国，以及东盟（年轻化人口国家）的强势崛起，其带来的环境压力可能很难用以往的数据作相似的回归分析，得出“欢喜之论”。

　　无论是“亚洲暖化”还是中国污染治理，应该顺应国际潮流，在经济增长和环境治理上找到一个均衡，尤其要杜绝一种愚昧的“阴谋论”，并利用国际间成熟的“市场型环境解决方案”，有效而温和地控制中国的环境污染。

　　例如，可以将《京都议定书》里的模式同中国国内的排放权推广模式相结合，作为构建排污权市场的长期性制度设计。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帮助发达国家减排温室气体的最大发展中国家。即中国（通过约束企业的排放）向发达国家出售排放指标。中国之所以能这么做，是因为《京都议定书》（它有照顾发展中国家的意味）对中国要求的减排标准比较低（目前中国在联合国注册成功的减排量已经达到4650万吨CO2e，超过总注册成功减排量的40％，注册成功减排量居世界第一），以至于中国能够“出口”排放配额。令人吃惊的是，当中国加入这场国际配额游戏之后，CDM的价格急剧下降，很显然是因为中国过度出口了配额，认为这是一场来自发达国家的转移支付。实际上，这种好事并不能一直持续下去，也许到了2012年中国就会被纳入另外一套标准（成为减排义务国），中国很可能在未来会购买价格更高的配额。无疑，造成CDM“廉价出口”游戏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本身没有对碳排放权进行估价。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应该尽早在国内构建排放权市场和交易所，确定一个总的排放额和不同行业里的企业的减排指标，让不同企业间进行交易，形成排放权交易的国内体系，并同国际体系完成接轨。（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唐学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