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家“私营国家队”调查
A1规定了所有参赛队员必须使用指定的相同赛车,这项革新把方程式比赛从以往各大汽车厂商的疯狂装备竞赛中挽救回来,突出了体育的本质——各国车手之间更纯粹的技术对决。
同样的,这也使很多发展中国家第一次有机会站上以往过于昂贵的方程式赛车起跑线。由此,中国首家“私营国家队”应运而生……
4月开始,一场红色广告风暴在上海街头以F1的速度——不!是以A1的速度,席卷了1745只灯箱、550对迎风旗、80辆公交车和12块户外大牌。
虽然人们对那个具有强烈视觉冲击的巨大A1字样感到陌生,但底下“汽车世界杯大奖赛”这行小字可让人隐约掂量出这一全新赛事的分量——是的,A1就是方程式赛车世界里,国家队与国家队的对抗。
2003年9月,阿联酋迪拜王室成员马克托姆王子和南非商人托尼·特塞拉(Tony Teixeira)共同发起了A1GP。它与F1的最大不同是,没有采取俱乐部制,而是以国家为单位组队参赛。为此,A1规定了所有参赛队员必须使用指定的相同赛车,这项革新把方程式比赛从以往各大汽车厂商的疯狂装备竞赛中挽救回来,突出了体育的本质——各国车手之间更纯粹的技术对决。
同样的,这也使很多发展中国家第一次有机会站上以往过于昂贵的方程式赛车起跑线。目前12站赛制的A1GP,已吸纳了25个国家——而中国的参与,更使这25个参赛国人口的总数占到了全球人口的80%。
当然,这一年轻的赛事的影响力还远不如F1,正因如此,为了4月15日的上海站——中国队主场的比赛,主办方决定在上海掀起一场压倒F1的宣传攻势——去年的A1上海站比赛时,主办方用3000万人民币砸下了2.5万平方米的广告位,是当年F1广告宣传的两倍以上,今年,A1的上海广告投放规模再次翻了一倍。
作为A1上海站比赛的主办者,和A1中国队的投资者,海亿汽车赛事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总裁刘煜是这一波凌厉广告攻势的始作俑者。不过,他的名片上另有一个奇怪的头衔——“中国A1国家队总裁”。
“是的,A1中国队是我私人的,你可以把它称作中国第一家私营国家队。”刘煜,这个南非华商得意地笑着。
一 个人承包的A1中国队
刘煜介绍,他是最早一批到南非做生意的中国人,1986年左右就到了那里,近年主要投资矿产、石油,是在加拿大多伦多上市的南非公司Energem最早的股东之一。
这个公司的大股东托尼·特塞拉是他的长期生意伙伴和朋友,而马科托姆王子的父亲则是公司的副董事长——正是这两个人,在2003年发起了A1GP。
由于A1的世界杯定位,他们不希望中国缺席,所以刘煜,这个他们唯一的中国朋友,便被游说来投资和运作A1中国队及上海站赛事。
2002年底,在南非从商20年的刘煜决定回国运作A1中国队。他了解到,中国国家体育总局的汽车摩托车运动管理中心是全国各种汽车运动的管理部门。
所以,刘煜回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拜访汽摩运动管理中心。现任汽摩运动中心主任严建昌还记得当时的情景:"我们和A1全球接触之后,觉得对国家有利益,我们决定要参与。"但同时表示,由于A1不是奥运项目,且过于昂贵,目前国家不可能有资金投入。
于是,刘回答:“那我出钱。”
或许是借助了2008年的北京奥运背景,审批比想象的容易。正在积极探索体育产业商业化的国家体育总局,于2005年6月17日,下发了“体人字[2005]232号”文件,批准由汽摩管理中心成立A1中国队。
据悉,这是国家体育总局第一次为商业化运营国家队发出红头文件,也以此奠定了A1中国队为“第一私营国家队”的地位。
当时,总局局长对此定下的调子是,“官办民做”。
2005年8月30日,刘煜注册了海亿汽车赛事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与中国汽车运动联合会共同管理A1中国队。
在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中这样明确责权:国家队商业运营的投资和收益都由海亿承担,中国汽车摩托车管理中心则通过派驻人员的形式来参与管理,现任A1中国队领队骊春韦就是派驻的管理人员。中汽摩管理中心会为海亿提供一些咨询顾问和批复上的支持,海亿每年会给他们一笔定额的费用。
这一合约的签订,意味着刘煜正式承包了A1中国队,由此,也获取了使用国旗和国歌的权利。
或许有人要问,国家队可以私营吗?
对这一突破之举,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复奥体育产业中心裘理谨博士认为:“完全可以。”
她指出,在很多国家,每一个运动项目都有相应的协会,也都是纯民间的组织,国家队就是由这些协会组织而成的。比如,美国奥委会就是一个纯民间的组织,不受任何政府的支持,“可以说,美国所有奥运项目国家队都是私营的”。
国家体育总局摩托车汽车管理中心主任严建昌则认为,国家队不是一个正式的编制,只是代表国家去参加一个比赛的一个临时组织。以往举国体制下国家队都由国家体育总局批准成立,知识产权属于国家体育总局的,因为某一种运动是公共产品,不能说由一个企业来代表国家。
“但这次,国家体育总局认为可以授权企业经营国家队。采取新办法,立项之后,我们参与管理,他们投资运作,收益归他们。”严主任说。
二 烧钱的逻辑
刘煜承认,突然放弃南非的事业转投A1,有冲动的成分,“国家对抗概念刺激了我。”
但他更直接地表白了他作为一个商人的理念:“我回来做A1,肯定是想要赚钱,不是来做慈善。”
刘煜毫不讳言,一定程度上,正是A1GP的国家概念,奠定了他商业模式的基础。
“我觉得A1这个赛事很适合中国,中国是一个讲政治的国家,国家概念是很容易运作,当然这个资格也是很难获得的。能不能产生一个私有的国家队?如果能行的话,我觉得我用国家的概念去运作这样的一个赛事,要获得的道义的和经济上的支持应该并不难。”
刘煜设想的商业模式并不复杂:用国家概念吸引人们对A1中国队的关注,然后立体开发A1中国队的商业价值——赞助、广告和转播等。
根据A1GP成立之初的规定,各国车队与各站比赛80%以上的赞助商必须是本国企业,这是为了防止发达国家的大企业依靠资金优势垄断发展中国家车队的赞助权,为发展中国家企业留下走向世界的广告宣传通道。
刘煜正是围绕A1的这个特点定义了自己的商业模式。
他认为,A1的赞助费用本来就比F1等主要赛事低很多,在价格上更加适合中国企业。由于本国企业只能赞助本国车队,使得中国企业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国际一线品牌对等的展示机会。
“假设A1法国队车身上是路易威登的商标,意大利是范思哲,英国是登喜路,那么无论中国队车身上的是‘东方红’还是‘太阳升’,只要日复一日同时与这些顶级品牌出现在A1赛场,几年后人们会习惯性地觉得‘东方红’或者‘太阳升’是与路易威登等品牌同一档次的。”
刘认为,这是帮助中国企业提升国际形象的一个很好广告渠道,“要知道,已经有37个国家电视台在转播A1。”
显然刘对A1的商业模式有信心,它已在荷兰、英国、南非被证明是可行的——那里的主办商从首个赛季就开始盈利了。
但让刘始料未及的是,“我没想到中国汽车运动的基础会如此薄弱,当根本没有人关注赛车运动的时候,A1中国队的国家概念连一个运作的平台都没有。”
刘逐渐明白,在赚钱之前,他必须先烧钱。
“我开始运作A1中国队的时候,当时没有想到推广这个事情,我原来以为最多也就需要做得像法拉利那样,后来我发现光成立一个队不行,必须要让国人了解A1。”
于是,除了组建中国队,刘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通过直接在国内举办赛事,来传播A1。
作出这个决定的瞬间,就是烧钱的开始。
2005-2006,是A1GP首赛季,也是中国站的处女秀。刘为此至少投入了3500万美金,其中仅是为获取A1组委会每个赛季的授权参赛费用就高达2000万美金。其他开支还包括,加入A1GP的入门费500万美金(仅第一年支付),A1中国队的运营费用500万美金,以及海亿公司主举A1中国站比赛的500万美金。
从中可以看出,A1上海赛的运营模式与近年登陆中国的F1完全不同——比赛组织、商业运作都完全由海亿公司负责运作,而所有的广告赞助权益也都由海亿公司享有。
“中国现在看起来好像并不缺大赛,F1、NBA、大师杯都到中国来了。可这些比赛是中国的吗?所有的赛事管理、商业运作和广告赞助利益都是人家的,中国除了收点场地费用还有什么?”在A1上海站赛事组织委员会副秘书长关蕴科看来,A1中国站的比赛才是真正由中国企业进行商业化运作的国际大赛。
但这也带来了更为复杂的支出结构,包括租借、保安、车队、医疗保障、直升飞机、广告宣传、包机运送……
按刘的初始计划,前三年的总投入控制在8000万美金以内,预计第三年达到盈亏平衡。
这种自信在于,国家队的金字招牌,可以为他捆绑很多优质资源。
比如,在举国体制仍然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A1已利用“国家队”的身份调动了大量的政府资源。
目前海亿公司不足10人,却撬动了一个五万坐席的宏大赛事——没有政府支持,这完全不可想象。
国家体育总局的严建昌主任说:“按照我们国家的管理特点,有很多事情都必须由政府部门之间相互进行协调,这方面的工作都是由我们来做的。具体的公司运作,比如广告销售、推广由海亿来做。”
他举例:“比如海关一下子有那么外国人和大型器材需要短时间之内办好入境手续,公司出面是很难的。再比如救援、医疗保障和直升机租用这些事情都需要我们来办。”
在实际操作中,这些与政府沟通的工作,是通过一个组委会来实施的。A1上海站比赛的过程中,海亿与上海市政府、上海市汽车摩托车运动协会、中国汽车运动联合会组成大赛组委会,利用了政府的组织架构来进行各方面的执行工作。
这样,作为一项有中国国家队参与的国际赛事,A1确实享受到了很多照顾。
上海赛车场副总经理高祖荣表示,他们给了A1上海站很多优惠,场馆租借费至少比市场价低一半以上,“我们甚至同意海亿用去年拖欠的尾款来直接冲抵今年的场馆租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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