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家“私营国家队”调查

　　三 不可承受之重

　　可即便如此，两年后的今天，刘煜开始惊呼：“我已经是在非理性投入了，就是拼命砸钱下去看能砸成什么结果。”

　　他说自己做生意20年，一条原则是“未见数”不可超过20%，如果不可控制的风险超过这个数，“那这个生意就不能做了”。

　　“但现在，在运作过程中发生了太多变化，把我原来计划好的收支情况全打乱了。”刘说。

　　2006年的A1北京街道赛就完全超出了刘的想象——他计划投入2600万，最后成本却接近5000万。

　　当时A1北京街道赛选在亦庄举办，当地的十几家汽车4S店却站出来反对，理由是封闭他们门前街道进行比赛将影响了他们的生意。

　　刘说自己对此感到很难受，举办赛车本来就是为了推动汽车发展，没想到第一个跳出来要钱的就是4S店。最后，他不得不向每家支付了3万元，并为他们做了一些免费户外广告。

　　以单个项目的角度来看，刘煜承认，“A1北京街道赛在商业运营上彻底失败”。

　　裘理谨博士指出，目前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宏观环境还没有根本转变，A1这样的试点项目无疑将付出探索者的成本。

　　事实正是如此。

　　赞助从来是商业体育的资金来源。但刘发现，尽管A1的广告价格很有吸引力，但一些国企都很谨慎，“我理解，国企领导人需要回避赞助私营国家队所产生的道德风险。”

　　在种种限制下，前两站比赛的招商情况都很不理想，即将举办的第三次比赛也只得到了上海银行一家的冠名赞助。

　　转播费，本来是重大体育赛事的一项主要收入，“但对我来说是一项支出项目”刘说，由于A1知名度不高，中国选手也赛绩不佳，他很难获得国有国家队那样的无偿支持。

　　按照刘煜的说法，A1GP对报道A1中国站比赛的所有外国电视台都收取了转播费用，而他是向CCTV5支付了转播费用的。

　　更让刘气恼的是，因为私营身份，他还时常遭遇莫名其妙的“隐性成本”。

　　比如，在首届A1上海站比赛期间，一位政府工作人员负责上海站比赛在浦东机场的接待，用了两辆车和几个易拉宝，最后给了他一张账单——收费七万元。

　　刘煜表示，这只是一个缩影，在交通、安全保障等各个方面他都碰到过这种困扰。

　　而且，不仅是商业方面，这个私营国家队从诞生开始就面临着各种体制挑战。

　　第一步公司注册就曾给他带来过麻烦。

　　按照各国经营A1车队公司的命名惯例，刘煜最初到国家工商总局希望以“中国A1汽车大奖赛有限公司”的名称注册，得到的答复是“私营企业没有资格注册以中国开头的公司名”。

　　然后，按照通行的变通方法，刘煜又提出以“A1（中国）汽车大奖赛有限公司”名称注册，这样变通的提前是注册资本至少要5000万人民币。

　　然而，这个名称再次遭到拒绝，理由是“公司的名称不能以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开头”。

　　最后，刘只能无奈地在北京注册了“海亿汽车赛事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对此，他至今耿耿于怀：“为什么ABB中国有限公司这样的外企都可以注册，我就不可以？”

　　刘煜甚至面对着反洗钱的困惑。

　　由于他运作A1中国队的资金主要来自于南非，这种资金调动对一家民营企业而言是一个巨大的麻烦。

　　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中国人民银行为了限制热钱的流入，规定国内私人账号一天只能提取1万美金，而公司账号资金的调动则需要说明用途。

　　而刘煜在运作A1赛事期间常常需要在短期内进行大量资金的支付，一天只能提取1万美金的私人账户显然无法满足他的需要；而如果通过公司账户支付的话，如何向外汇管理部门说清楚资金用途又是一个难题。

　　今年2月1日开始执行的《个人外汇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规定，对个人结汇和境内个人购汇实行年度总额管理，年度总额为每人每年5万美元。

　　这显然满足不了刘煜的胃口，在很多情况下他只能用美金进行支付。

　　“我把钱拿进来我是通过A1消化掉了，支出都是实实在在的，肯定不是洗钱。没人通过烧钱的方式洗钱的吧。”刘煜说，“我确实是特例中的特例，人家很难理解。”

　　四 窘境中的颠覆者

　　与街头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截然相反，本届A1上海站比赛的招商形势非常严峻，除了上海银行的冠名赞助外几乎没有斩获；门票销售更是冷淡，截至4月6日为止，5万张门票实际售出不到150张。

　　“其他都是送的，我现在接到索要免费门票的电话甚至很开心，否则还得雇车拉人去赛场。”刘自嘲道。

　　在不断亏损的情况下，刘煜的资金还能支撑多久？

　　刘煜表示如果按照今后每年1500万美金的投入——由于第一年的重大亏损，A1组委会已经降低了中国队的参赛费，未来几年内即使A1在运营上出现重大闪失，也不会对他的经济状况造成太大影响。

　　但他承认，手里的流动资金已经很紧张了，“我有时已经需要向老婆借钱了。”

　　当然，刘煜目前仍然很坚定，“80层的高楼在建到30层的时候你不能说你已经亏掉30层了，要等到80层全部完工后才知道盈亏。我希望在通过一两年的运作做到收支平衡。”

　　值得关注的另一重价值是，尽管刘仍在财务泥潭里跋涉，但两年内，作为一个旧有体系的突围者，刘不自觉地扮演了一个颠覆者的角色，并推动了中国体育商业化的改革细节。。

　　刘的最大感慨是，中国的体育产业环境太不成熟，他一直在寻找能够帮助他进行商业推广的体育中介公司，“骗子公司见了不少，真正能让他信任的合作伙伴却一家也没发现”。

　　刘煜认为，这种情况只有市场化的职业赛事能够改变——“扑克你永远打不过赌徒，因为他们以此为生。”

　　第一届比赛时，A1上海站的医疗支持单位是由大赛组委会医疗办公室指定的，定价权也在医疗办公室手里。结果，价格大大超出了海亿公司的预期。

　　刘煜认为，这一类价格浮夸在以往国家办体育的情况下是普遍的：“当事的双方都是国家机构，花的都不是自己的钱，多一点少一点没太大区别。”

　　但海亿公司花的是个人的钱，所以刘提出通过了通过医院间的比价来实现竞标，“第二届，通过这种方式，成本下来了，效果上升了”。

　　再如A1中国队的车手选拔机制，原来是按传统的国家队要求，必须大面积地公开考试选拔，这被刘煜称为“现代科举”制度，既不科学——一局定输赢很难全面考察车手，又过于昂贵——第一年，国家体育总局汽车摩托车运动管理中心要求他支付200万去珠海举办比赛选拔车手。

　　结果，经过充分的沟通，汽摩管理中心同意A1中国队今后不必通过公开赛选拔国家队选手。

　　裘理谨博士认为，“A1国家队的这些探索，很有价值。甚至为一些2008年的奥运项目，比如为马术、赛艇的商业化运作提供了参考。”

　　如果说，刘对财务上的窘境还有所准备的话，更让他无法掌控的则是比赛的成绩，而这，直接取决于车手。

　　由于刚刚起步，A1中国队至今还未培养属于自己的车手，为A1效力过的4名中国车手一直都是按照一站一签的形式与A1中国队签约，这导致队伍极不稳定。

　　4月4日，A1中国队的荷兰籍华裔车手董荷斌突然宣布退出上海站比赛，加盟GP2赛事。刘煜不得不连夜联系了身在英国的另外一名主力车手程丛夫，要求对方以书面答复的形式保证参加A1上海站比赛。

　　期间最让刘煜气愤的是，董离去不久，F1的主席伯尼·埃克莱斯就给A1中国领队骊春韦打来了“关切”的电话。

　　刘说：“他肯定是在幸灾乐祸。不过，至少说明A1中国队已经引起了伯尼的重视，他害怕了。”

　　刘煜表示，无论如何控制成本，都会将更多资金投入到对车手的培养。

　　“没有丁俊晖、刘翔，谁会关注台球和跨栏。所以我下面就是埋头培养A1中国队的车手。”

　　说到这里，刘煜激动起来，扯着嗓子：“如果我自己能比他们开得更快，我会毫不犹豫地从主席看台跳下去！”（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记者 李关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