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观察：更重要是食品危机反应机制

　　戚耀琪

　　在各类食品安全事故频发的今天，如何处理这一社会危机已经成了政府思维重点，日前广州通过了《食品安全信用信息管理办法》，以期建立从生产基地到餐桌酒楼的一系列信用环节，满足对食品追溯和监督的需要。

　　从自上而下的角度来看，政府与法规都很完美，从自下而上的市民微观经验来看，每一次安全感却是无从着落。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明天在外省又发现了苏丹红鸭蛋，政府将如何推演其食品安全网运作？可以说是没有答案的。因为一种食物从产地到市场到餐桌，完全可能绕开整个安全网。结果责任都在生产者，问题都在乡下，大家都在管，大家都管不到。政府又需要行政妥当、需要证据充分、讲究部门分工、还要保护产业，种种顾忌之下，消费警示只能延迟。公众期待与政府反应形成落差，真相的到来总是特别的滞后，问责更是无从下手。没人能管，只能自己管好自己的肚子。

　　危机是动态的，法规是静态的。究竟是通过大量的审批和备案，从而产生出90％听政府话的食品，还是说具有动态反应能力，可以组织起有关部门和资源快速出击，将来自方方面面的10％的食品危机迅速化解？显然后者的任务更有挑战性和现实性。政府既要有一批前瞻性的法规体系，更要有在食品危机中的快速反应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