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追逃能力世界一流 公安部揭秘“东方经验”

　　悬赏通缉曾有争议

　　“悬赏通缉，古今中外都有。

”王大伟教授说，“古代每个城门附近都有通缉榜，上面有重要通缉犯的画像，供守城的卫兵对照观察。擅自撕毁画像者，斩首。但如有知情者，可撕画像，向官府举报，若消息正确，可得重赏，此为揭榜。过去没有照相机，靠的是画像，这叫‘画影图形’。”

　　王教授介绍说，目前的通缉令悬赏破案机制始于1983年轰动全国的“二王”案，当时公安部紧急发出13号通缉令，首次悬赏通缉。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一般老百姓才知道悬赏的问题，而此前一直是有通缉而无悬赏。1983年除夕，王宗玮、王宗方兄弟在解放军某医院杀人后逃离现场，但他们马上掉进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公安部悬赏通缉后，电话、挂号信从沈阳、衡阳、武汉、广昌等地飞到北京，每天至少达几十。群众“雪亮的眼睛”盯得凶手寝食难安——1983年9月18日他们被击毙时，消瘦污黑，狼狈不堪。

　　“公众给侦查机关提供线索，一直以来是靠觉悟，靠治安积极分子。”说起通缉令悬赏破案机制，何家弘很是感慨，“80年代以后，社会情况发生了变化，光靠觉悟效果不明显，‘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比较普遍。因此，新时期打击犯罪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还要坚持群众路线吗？有人认为群众路线过时了，破案应该靠专业技术人员。也有人认为，悬赏通缉就是拿钱买消息，不合适。还有人一提到群众路线就表示反感。当时争论还比较激烈。”

　　当时，各级公安部门发放的通缉令曾经不分等级，只按号码排序。到了2000年2月，公安部通缉令首次分为A、B两个等级。A级主要适用于情况紧急、案情重大或突发恶性案件；B级是公安部应各省级公安机关的请求而发布的缉捕在逃人员的命令。

　　“通缉令原来没有奖金，市场经济后，才开始有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樊崇义告诉记者。

　　“关于悬赏通缉，现在也还有一些争议。”中国社科院一位专家说，“譬如关于悬赏金问题。4月19日公安部新闻发布会上，记者问邯郸案的举报奖金数额，武和平说‘不能妄作猜测’。显然，关于奖金问题，武和平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中国社科院这位专家说，按照当初的设计，公安部A级通缉令的奖金是“5万元起步”，最高20万元，由公安部直接支付给举报人；B级通缉令“起步价1万元”，最高5万元，由省级公安机关支付。但后来公安部自己突破了这个限定。譬如，去年4月30日，公安部发出A级通缉令，悬赏30万元缉拿吴国昌(吴蓄意破坏铁路、妄图颠覆旅客列车)。而浙江黄岩特大纵火案(烧死17人)嫌疑人刘卫雄，并没有被公安部通缉，而是浙江警方悬赏30万元征集破案线索。目前，被称为“最值钱”的疑犯标价达到50万元，那是三个未知姓名者——1997年11月5日，他们用匕首将扬州市某美容院3名女服务员杀死，抢走了钱财。之所以悬赏这个天价，是因为“公安部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侦破命案专项行动”，而此案已被江苏省公安厅列为十大挂牌命案之一，当然还因当地政府“比较有钱”。

　　“一些经济条件落后的基层公安机关在发布悬赏通缉时，由于受当地财政制约，赏金往往由当事人拿。”这位专家说，“悬赏通缉事实上存在‘嫌贫爱富’的倾向。”

　　还有一个争议的焦点是，悬赏通缉的结果，可能会产生一些以此为职业的人。譬如英国历史上产生的一些所谓私人侦探，专门抓获违法犯罪的人，然后去领赏。后来发展到设置陷阱，让别人去犯罪，然后抓去领赏。

　　“对一项制度的利弊分析，应当看主流，看是否利大于弊。”何家弘分析说，“悬赏通缉有一定的风险和付出，虽然有人就是冲奖金来的，但也不失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目前，这一制度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打击犯罪的一项重要手段。”

　　王大伟教授则认为，通缉悬赏并不是说老百姓的道德层面低了，而是世界警务改革的一个趋势，是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安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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