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长江悲歌

　　社会：长江悲歌

　　地球造就一个物种至少要200万年，而人类破坏一个物种也许只要几十年甚至几年。

　　撰稿／刘 建

　　白鳍豚“失踪”

　　这是前不久一次由中、美、日、英、德、瑞等6国专家组成的长江淡水豚国际考察活动。

在往返3336公里、经历了38天的大规模高精度搜寻后，专家们向媒体宣布了令人沮丧的考察结果：长江中未发现一头白鳍豚。

　　这个结果一经专家说出，记者们感到了强烈的惋惜和震撼。这表明，比大熊猫更为稀少的白鳍豚种群状况已经极度濒危，它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被人类“消灭”的鲸类动物。

　　“白鳍豚的消失不仅仅是一个物种的消失，也标志着生物进化树上一个科的消失，意味着长江部分生态环境结构和功能的丧失。如果白鳍豚不能在长江生存，恐怕终有一天，长江也不能支撑同是哺乳动物的人类的生存。”面对这个结果，一同参加考察的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主任、鲸类保护生物学学科组组长王丁博士痛心疾首。

　　白鳍豚怎么了﹖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出悲剧﹖

　　“无疑，生存环境的持续恶化是造成白暨豚迅速濒危的直接原因。”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研究员施炜纲紧锁眉头，忧心忡忡，“如果状况继续恶化，长江里的所有生命物种将面临灭顶之灾，40年后长江里不复再有鱼类。”

　　长江是我国淡水渔业的摇篮，鱼类基因的宝库和经济鱼类的原种基地，在我国淡水渔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不完全统计，长江流域现有水生生物1100多种，其中鱼类370多种、底栖动物220多种和其他上百种水生植物。长江流域是我国众多珍稀濒危水生野生动物的重要栖息繁衍场所，拥有白鳍豚、中华鲟、白鲟、江豚、大鲵、胭脂鱼等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在生态进化、军事仿生、考古研究等方面具有特殊的科学参考价值。

　　然而，目前白鳍豚种群迅速濒危的现实却印证着长江生命系统逐渐衰退的过程，它们在长江中的日渐濒危也预示着被称为“母亲河”的长江正渐渐失去生命的气息。

　　鲥鱼、刀鱼、鱼回鱼被称为“长江三鲜”。

　　据统计，1968年至1977年的10年间，长江鲥鱼年平均产量为49．2万公斤。从1984年开始，鲥鱼产量开始急剧下降，1986年仅为1．2万公斤。如今，鲥鱼已经基本绝迹。记者在安徽省安庆、铜陵等地采访时，当地渔民告诉记者，他们现在根本捕不到鲥鱼了，现年70多岁的芜湖渔民陈大爷说：“30年前，我们一网下去能捕一二百斤鲥鱼，现在我已七八年没有见到这种鱼了。”传说中，去年江阴有人捕到一条长江鲥鱼，卖了1万多元。

　　汤树宽是江苏省张家港市金港镇的一位老渔民，也是长江流域数万名世代靠捕鱼为生者之一。他回忆道，在20年前的刀鱼渔汛期，他曾经一天就捕到了40多斤刀鱼。但今年3月，他在江面上连续作业6天全都白忙活了。目前在张家港城里，虽然刀鱼的收购价是每千克2500元，但也常年处在无货可供状态，只有在一些五星级酒店的餐桌上才会偶尔出现刀鱼。

　　去年的监测数据显示，作为长江主要经济鱼类青、草、鲢、鳙四大“家鱼”的种苗产量，已由最高年份的300亿尾�熛陆档�2亿尾。

　　新近由中国科学院、长江水利委员会、世界自然基金会（WWF）联合发布的《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2007》，是迄今最权威、数据最齐全的长江“体检”报告。报告显示：“长江生态系统在不断退化，物种减少、保护工作紧迫而艰巨。国宝白鳍豚难觅踪迹，长江鲥鱼不见多年，中华鲟、白鲟数量急剧减少。长江流域天然捕捞产量从1954年42．7万吨下降到90年代的10万吨左右。”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农业部濒危水生野生动植物种科学委员会委员周开亚教授对此深表无奈：“地球造就一个物种至少要200万年，而人类破坏一个物种也许只要几十年甚至几年。”

　　谁是“杀手”

　　“长江渔业资源管理委员会成立21年来，我们首任分管局长管了10年，结果鲥鱼绝迹了，第二任管了9年，结果中华绒螯蟹断根了，在我卸任之时，长江里还会有多少生命物种从地球上消失？”中国渔政203轮的会议室里，农业部东海区渔政分局副局长马毅扼腕长叹：“这些年，眼见着长江里原本数量庞大的四大‘家鱼’成了珍稀鱼类，而原来的珍稀鱼类成了濒危物种，太令人揪心。”

　　4月中旬的一天，203轮巡航在安庆——铜陵段的江面上，渔政执法人员正在对“长江春禁”进行执法检查。

　　“长江春禁”已实施了5年，近年来向长江及主要湖泊投放的各种水生动物原种苗种累计已达4亿尾，为什么还遏制不住长江生命物种的急剧衰退呢？

　　“‘禁渔’和‘增殖放流’仅仅是治标，单靠这，就能还给鱼类一个‘快乐天堂’吗？”马毅指着舷窗外一艘艘满载黄沙的驳船，“看看吧，他们挖走的都是鱼类生儿育女、休养生息的温床啊！谁来治本呢？”

　　在江西鄱阳湖区，每个县市都有采沙场。在这里，一吨河沙的成本不过四五元钱，可一运到上海、江苏等地立马可以卖到七八十元。有一个县2005年拍卖采沙权竟然进账1．2亿元。一个外地采沙老板在一个村子承包了一半的采沙场，一年就获利1200万元，赚了个盆满钵溢。

　　现在长江采沙实行限采制度，但偷采、乱挖现象仍然非常严重。据不完全统计，目前长江中下游大型采沙船有1000多艘，而小型采沙船更是不计其数，仅安徽省境内就有1000多艘。有关人士估计，长江中下游现有采沙船的年采沙能力已达数十亿吨。

　　挖沙对水域生态环境带来的灾难是毁灭性的。它使天然的鱼类栖息场所发生变化，直接影响鱼类的产卵、索饵、育肥，严重破坏鱼类的栖息环境和底栖生物的生存场所。一条功率几千瓦的“吸沙王”采沙船，每次作业可在水底吸出一个60米宽的大坑，功率更大的可将水下深30米、直径100米范围内的沙石吸个精光。湖底的底泥和草场被大量吸走、清除，使鱼类生活、产卵环境受到极大破坏。考察途中的王丁博士在鄱阳湖看到了让人触目惊心的挖沙场景：“面积不大的湖区，集中了上千艘数千吨位的挖沙船，曾经碧波万顷的鄱阳湖被搅成了一锅粥，湖水甚至比江水还要浑，在入江口形成一条明显的湖水和江水的分界线。来自美国海洋与大气管理局的著名鲸类专家Barbara Taylor博士说，这是她一生见到的最为严重的人为生态灾难�牎�

　　水工建设增多，是长江生命物种生态退化的另一个原因。

　　随行的施炜纲教授打开笔记本电脑介绍说，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往往会使大部分天然河流的水文条件和食物条件不复存在，对鱼类的栖息环境破坏极大。不幸的是，长江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正处于高速发展期和无序开发期。目前长江流域已经建成的较大型水电设施有149个，正在建设的有30余个，规划之中的有179个，总计达到338个，涉及到流域的干流及所有的支流。“我可以预言，这些水利水电工程的全部建成之日，也就是长江生命物种的灭绝之时。”

　　污染，是长江生命物种在劫难逃的又一个致命“杀手”。目前长江流域工业和生活废污水年排放量为300亿吨，全流域的污染源达3万多个，在394个主要排污口中，有一半以上没达到国家标准。90％未经处理的工业污水、农药、化肥、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江中。过量的排放远远突破了长江的自净能力，在长江形成了长达650公里的岸边污染带，这导致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加剧，水质下降。很多支流部分水质指标难以达到渔业水质标准Ⅲ类或Ⅲ类以上标准。与此同时，频频发生的污染事故，使得原本已经很脆弱的生命物种生境“雪上添霜”。2000—2004年，仅湖北省就先后发生江、河、湖污染事故687起、污染面积达到21400公顷、鱼类死亡6530吨，由此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7500多万元。施炜纲补充道，“其实，污染事故造成的生物链断裂引起的生态损失是根本无法用效益数字估量的。”

　　除此之外，过度捕捞造成长江水生生物资源严重衰退也是造成长江渔业资源衰退的重要原因。

　　长江流域分布着各类渔船2万多艘，专业捕捞渔民5万多人，另有兼业捕捞渔民20多万人，捕捞强度大大超过了长江水生生物资源的承受能力，直接造成水生生物资源日益衰退，而屡禁不绝的电毒炸鱼等非法作业又进一步加剧衰退的趋势。

　　拯救长江

　　为了遏制长江水域生态日渐恶化和渔业资源不断衰退的严峻形势，早在1987年，国家农业部建立了长江渔业资源管理委员会，长渔委由沿江各省（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有关科研院所等为委员单位。但这种政出多门、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造成一个完整的长江生态系统被“分”、“割”管治，同时由于利益驱动，促使地方保护、各自为政、相互掣肘的现象比比皆是，因此实际上很难全面履行其保护管理职能。

　　“必须下决心理顺管理体制，通过设置专门的管理机构，加强统一管理和宏观调控，从长江流域的高度对长江资源和环境通盘进行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统一执法。”马毅认为。

　　从国际上看，近年来世界流域管理出现了一些共同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流域实施以流域为基本单元的水管理。欧盟在2000年通过《欧盟水框架指令》，在其29个成员国与周边国家实施流域综合管理；南非于1998年通过《水法》，实施以流域管理为基础的水资源管理；新西兰甚至按照流域边界对地方行政区边界进行了调整，促进地方政府的流域管理工作；美国则根据流域法律成立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通过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协议建立了特拉华河流域委员会。

　　事实上，《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2007》也提出了建立长江流域综合管理委员会的建议。建议认为，长江流域管理委员会应直属国务院领导，委员应包含中央有关部委、流域内各地方政府领导，主要利益相关企业以及专家学者和民间组织等，将长江流域资源、生态与环境保护纳入流域综合管理的目标。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政水资源局局长刘振胜认为，只有由中央来牵头，沿江各省市参加，才能尽快扭转目前长江管理中存在的条块分割、各自为政、多头管理以及互不协调的局面。

　　有专家呼吁，尽快加强长江生命物种保护的法规和制度建设，提高全社会保护生态环境、保护资源的意识。政府相关部门应依据《渔业法》和《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制订并实施《长江水生生物资源养护管理条例》、《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使长江渔业管理有统一的法规规范，初步形成以行业管理法律法规为主导，地方法规和专门部门规章、规定配套协调一致的法律法规体系，强化国家对地方的主导地位，实现统一协调的管理步调，以规范长江生态环境监测、江水污染事故调查处理、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