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的迷信从何而来？

　　国家行政学院综合教研部研究员程萍最近完成一项主题为“中国县处级公务员素质调查和分析研究”的调查，在接受调查的900多名县处级公务员中，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人数比例仅为12．2％，只有47．6％不相信迷信现象，有半数以上存在相信“相面”、“周公解梦”、“星座预测”和“求签”等迷信现象的情况，对其中一些迷信现象的相信程度相当或高于一般公众。

　　“中国县处级公务员逾半数相信迷信”、“县处级公务员比一般公务员更迷信”，这一调查结果无疑足以令人震惊，但似乎又并不令人意外。现实生活中，官员沉溺于封建迷信的现象并不少见——花高价给尚健在的父母买下“风水绝佳”的墓地，以求自己在仕途上一路高升者有之；以副省级高官之尊成为有佛号的俗家弟子“潜心修佛”者有之；县委县政府数十名干部集体在县委大院埋下“镇邪物”和“升官符”，祈愿县委书记、县长早日当上地委书记、省长者有之……程萍研究员完成的这项关于县处级公务员科学素质的调查，从一个侧面印证了社会上对官员迷信现象的议论和判断，具有一定的警示意义。

　　官员们的迷信从何而来呢？如果说，一般老百姓科学素质较低，且一向不能很好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因而需要不断地用迷信来支撑自己无奈的生活，看见是个神就信而敬之，碰到是个佛就跪而拜之，迷信是他们在长期的辛劳和苦难中积累起来的一种生存智慧，那么，科学素质理当比一般老百姓高，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也理当比一般老百姓强的官员，为什么也不能免于封建迷信的蛊惑呢？

　　仔细分析起来，在沦为迷信的奴隶这一点上，一些官员与一般老百姓其实没有什么两样——他们一定也痛感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他们耳濡目染的“官场潜规则”告诉他们，一个官员能否升迁，似乎并不取决于他从事公职的水平和能力的高低，不取决于他干出了什么样的成绩，也不取决于他在百姓中有什么样的口碑，甚至也不取决于上级部门对他的考察结果，而取决于他有什么样的人脉和背景，在“上面”是否有贵人提携，以及是否敢于并善于“出血”、“投资”，等等。如果一个地方的“潜规则”蔚然成风，那么，真正对官员的“官运”起决定性作用的那些因素，无一不是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缺乏明晰的预期、适合暗箱操作的东西。置身于这样的环境，受制于这样的游戏规则，多数官员必然会产生沉重的焦灼感和无力感，觉得自己实在不能把握自己的“官运”，于是只能把相当一部分升官发财、逢凶化吉的希望寄托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鬼神宿命上面。

　　对症下药，要提高官员的科学素质，破除他们心中的迷信，必须通过包括政府管理和民主选举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下大力气净化被“潜规则”污染日久的官场环境，严格官员选任的法定程序，提高官员选任的透明度和群众对官员选任的参与程度。要给大多数官员建立起稳定的政治预期，让他们从心底里相信，一个官员只要坚持学习，勤恳实干，不断提高为政执事的水平和能力，真正取得了为群众称道的业绩，就一定能够把握好自己的“官运”，在仕途上获得相应的回报。只有这样，才能让官员抛弃对“相面”、“周公解梦”的迷信，转而树立起对科学精神和民主法治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