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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人畅谈“高考三十年”

中国青年报社副社长 谢湘(季彬 摄)
中国青年报社副社长 谢湘(季彬 摄)

中国青年报社高级记者 叶研(季彬 摄)
中国青年报社高级记者 叶研(季彬 摄)

  高考系列访谈:中青报人畅谈“高考三十年”

  [主持人]:网友朋友们,大家好,适值今年恢复高考三十年之际,在高考前夕,邀请了中青报人回忆当年参加高考的经历。现在我们的访谈就要开始,欢迎大家在这个过程中,积极参与、提问。请四位老师做一个自我介绍。

  [谢湘]: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在1977年恢复高考的考试到现在,一晃三十年过去了,从当时年轻到现在,没想到岁月流逝,我觉得让人非常感慨,我是在1982年从武汉大学毕业以后,分到中国青年报,在这儿工作了25年,最近我的母校武汉大学,登了一篇关于我的文章,《谢湘的两大幸福》,第一幸福是第一志愿填报了武汉大学,第二幸福是分到中国青年报。

  [叶研]:我也是82来到中国青年报社,一直做编辑跟记者工作,现在有25年了。

  [主持人]:我再给广大网友补充一句,叶研是我们中青在线老朋友了,第三次作客我们嘉宾访谈节目,一次获得了长江系列获奖者,获奖之后来中青在线,还有一个参加“睦邻行”活动,来中青在线,当时题目叫《我绕着地球走一圈》。叶研被称为“三级记者”,去过南极、北极和珠峰地区,还做过大量科考报道,因为时间有限,不做休息的介绍了,今天叶研老师再次光临中青在线,我们表示欢迎。下面两位老师不能说作客中青在线,因为他们都是中青在线的领导,刘老师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刘学红]:我有两个幸福,1977年高考的时候,第一志愿考入北京大学新闻专业,第二个幸福在毕业分配之后,第一志愿分配到中国青年报,基本上搞学校教育报道为主,95年开始介入网络、电脑这个领域,从2000年开始担任中青在线的运营工作,到现在已经有七年的时间了。

  [主持人]:最后请李志强老师向大家做介绍。

  [李志强]:我是越干越幸福,在人民大学直接分到中国青年报,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来,也不是第一志愿,第一志愿报新闻系,数学才考了16分,分太低,平时爱好作文,就到中文系了。

  [主持人]:李老师,也是一位作家,著有《男孩女孩在一起》等作品,算是高考志愿填报的专家。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参与,而且在我们这儿,刘老师和谢老师也都是高考考生的家长,有自己的亲身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做完介绍之后,开始今天的访谈,回忆一下三十年前的高考情景。

  [谢湘]:现在朋友不太知道,也很难想象,我们当时在高中毕业以后,响应毛主席号召,下乡插队,我当时在湖北襄樊印染厂当一个女工,当时我们听到恢复高考消息的时候,实际上比我更兴奋的还是我妈妈,我妈当时从武汉给我写信,听说今年就要恢复高考了,她说这是一个人改变命运的机会,希望你现在开始准备参加高考。所以在准备高考的时候,在襄樊是很冷的,为了参加高考,每天都是半夜三点钟起来,把大衣一披,到水房看书,因为当时电力不足,当时的工人走楼梯的,房间里是没有灯的,很少拿书,当时准备高考,把自己作息时间一倒,就半夜起来读书,就人家都睡了,我们再到水房读书。记得高考那天,我特别惊讶,因为是过度紧张,很长时间没坐过考场,老师说,现在请同学们伸到桌子的前方,各省市自己命题,我们那儿命题叫《学雷锋的故事》,这是湖北省的考题。当时从考场出来的时候,大家就议论,当时考生说真巧了,我昨天晚上读了雷锋的故事,等于是读书体会,我估计审题不好,就一半就下去了。当高考成绩出来的时候,有一天,我工厂同事跟我说,谢湘你已经考上大学了,我说不会吧,我原来高中的时候成绩很好,下乡,功课来不及复习,做对数的时候,卡壳了,他们说真的,你的名字在大红榜上,我是后来晚上夜深人静,我自己悄悄一个人跑到工厂大门口,38个名字,我是第一个,我当时特别激动,我终于上大学了。

  [主持人]:你当时读高中都读完了吗?

  [谢湘]:75年招工招到湖北襄樊。

  [主持人]:在那届考生里,文化基础比较好,读到高中,因为我听说有初中生也去考试。

  [谢湘]:那会就是讲成分论的,在1970年,初中毕业的时候,武汉市能够读到高中的比例只有40%,而且全部要更正描红的,我家庭背景不是很好,我在班上年纪最小的,等于是照顾性的,让我读高中,但是那一段我觉得特别受压抑,比如毛主席横渡长江,让同学在长江为毛主席站岗,就不给我们保卫毛主席的机会,我们是出身不好的,一直特别压抑的。

  [主持人]:叶老师,讲讲您的故事。

  [叶研]:我是北京景山学校毕业,16岁,1968年到云南下乡,下乡三年多,在深山里做体力劳动,那时候自己对于当时意识形态的那些内容,还是比较接受,改天换地,战天斗地,很吃苦的干,但是过了三年以后有一个通知,把我调到昆明,原来我去的是澜沧县,别人都很羡慕,让我到云南广播电台当播音员,我仍然不太喜欢这个工作,那个时候读了大量马列的书,这方面的书读得很多,但是觉得很不适应,因为播音工作是一个在原稿件基础上有限创作的一种工作,所以我觉得我不喜欢这个工作,但是这个工作又干了六年半,我干到四年的时候,1973年,工农兵学员有一次招生,要考试,就是张铁生交白卷那一年,我也报名了,结果陪着上一趟考场,我是云南省广播事业局的成绩第二名,由于没有交白卷就没上成,广播事业局系统人很多,全省各县各地都有,就算了,我自己仅仅是不喜欢那个工作,对当时的那种文革末期和文革后期的假大空的报道,感到厌倦,又复高考了,我就报名了,我参加高考想法是改变我的工作性质,我不愿意念别人的稿子。

  [叶研]:考试我也没有经过多少准备,因为我73年考,我就是那个水准了,所以很松驰。当时由于自己所在的家庭,父母都是在教育系统工作,家里有一点教科书,我看了两个礼拜教科书,怎么考的我都忘了,我就觉得看了两个礼拜书就够了,就骑着自行车找考场,然后到考场,半路的时候我买了两包烟,举手问老师可不可以抽烟,当时比较松,经允许之后我就抽上了。各个学校录取的名额分配到省,北京分配到云南省只有17个名额,当时不太喜欢教书,这17个,北师大占了13、14个,北京广播学院有2个,北京大学有1个。我由于过于松驰,第一门考得数学非常不好,我仍然很松驰,就打乒乓球输了一样,到第二天下来,后三门的分把第一门的分给补齐了,就录取了。后来我才意识到大学教育对于我们是非常必要的,我那时候仅仅认为不喜欢现在的工作,才去考大学,确实是一个幸运,如果我连这点动力都没有,恐怕完全不是我现在这个样子。我不愿意教书,剩下北京广播学院,我本来就是广播系统的,北广毕业生出来也就做我这个工作,我就没有再报名,单纯为了了北广,就是上一个位置,在北京上大学,没什么意思,也不喜欢。但是我觉得我确实是利用了这个机会,抓住了这个机会,对我后来的工作有相当大的影响。

  [叶研]:谈一谈当时的学校教育,由于仅仅是拨乱反正,我们78年2月份入学,没有学到什么东西,特别学文科的,尤其以中文系重灾区,文革的一些流毒远远没有肃清,所以当时学到更多的东西,也不允许有更多的有争议的,当时被否定还没有被纠正过来那些教育内容,搬到教材里,搬到学校课堂来。77级,说老实话,如果是文科的话是相当吃亏的,我自己骑着自行车去报道,拿到一个单子,我看到单子上写的是入学前三天是政治学习,我就直接反问了一句,问房间里的老师,我说现在还搞空头政治,那个老师正色道说:“怎么能叫空头政治”,结果三天有一个政治内容,也能说明当时文科在学校中间,学习的内容是不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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