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天津的作家林希先生，不久前一口气出了两本书，一本《天津话，逗你玩》，讲天津方言的来龙去脉；另一本《其实你不懂天津人》，解说天津人的性格。“津味”一直是林希先生的招牌，以前他通过小说来刻画天津的风情，这次直截了当地画起速写。以其七十多年在天津土生土长的阅历，说出来的故事那叫一个地道。日前，林希先生接受了本报的专访，聊起了咱老少爷们儿的那些事儿。
林希：当代作家，原名侯红鹅，1935年生于天津。
著有诗集《无名河》，小说《丑末寅初》《蛐蛐四爷》《买办之家》等等。
天津人说话“嘎嘣脆”
整理方言是个苦差事。林希先生写小说之余，就在听人聊天、看人写字之中搜集方言，费了那么多年的劲，不过给八十个词语写了解释的文章，那没得楞的海了去啦！天津话多无法用文字表述，什么“打镲(cǎ)”“膈(gè)应(ying)”“拖(tuó)答(da)”，说起来简单，写起来就让人抓耳挠腮，更别提考证这词儿怎么来的、原本是什么意思了。系统梳理天津方言，是一件需要人力和工夫的事情。
快报：为什么想到整理天津方言呢？
林希：我生长在这里，周围都是天津人，说天津话，感觉它们太本土化了，和规范语言有缺少沟通的地方，比如“格涩”这类词儿，北京人可能还能懂，其他地方尤其是南方人就够呛了。对写作的人来说方言是很敏感的，用还是不用，用哪个字更确切，是常遇到的问题。所以我就想，如何对有天津特色的词汇做一点诠释，让别人透过这些字懂得它的含义，日积月累，这些东西就多起来了。《天津话，逗你玩》里有八十个词条，天津话绝不止那么多，只是一直没有人很系统地整理过。
快报：您打算继续整理下去？
林希：《天津话，逗你玩》反响不错，让我倒很想做下去，还准备再写七、八十条。做这个非常困难，首先要挑选有丰富内涵的词汇才有的可写；其次天津话进入文字层面的不多，从词典上查不到，有的只能望文生义，要穷究最规范的写法，很难得到别人的认同。有时候遇到一个词，你得搜罗别人是怎么用的，谁最早使用的，沿袭的是哪里的语言，这些很细致的工作做起来很累。
快报：是啊，像咱们形容没完没了，说“熬(náo)鳔(biào)”，我压根想不到您用的是这两个字。
林希：“熬鳔”这个词是木匠的专业语言，木匠做活时，把一个小罐装上鱼鳔放在火上没完没了地熬，等到晚上他锯完木头了，该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就用这个熬的鳔粘连。很多行业用语都演变成了方言，比如天津人讲“下街(gāi)”，指做小买卖的人卖完东西回家，而四川人说下街，是人担着东西到大街上去叫卖，一来一回，正好相反，但是同源。所谓方言的考证，想当然的成分多，找到确切的典故很难。例如上海人说男女之间不正当的交往是“吊膀子”，它的解释就是风尘女子坐在楼上和男人传递秋波，男人晚上和她去约会时不能走楼道，就弄个绳子吊着膀子吊上楼。你说这引自何经？据自何典？但它确实是上海民间的词语。所以对于方言的根源，只要能解释通，我看就行。
快报：天津话里也有类似的典故，像您在书里提到的“长脖老等”，我的印象就特别深。
林希：这是我从老人那听说的。早年有家药铺，在橱窗里摆了只鹭鸶，它伸着长脖子，也不动，围观的天津人开玩笑，管它叫“长脖老等”，用来形容一直等待什么东西，有点像西方戏剧《等待戈多》似的。
快报：我发现天津方言特别有想象力。
林希：是。天津话一是含义准确，二是形象鲜活，能把一句死话说活了，给你直观的东西。北京话是把直接的东西说得含蓄了，天津则是把含蓄的东西说得直接了，这是两座城市不同的文化背景造成的。天津人说话“嘎嘣脆”，就脆在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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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没有“老头儿钻被窝儿”
天津人说话哏儿，马三立先生一句“逗你玩儿”，入木三分。从方言里能看出一个地方人的性格。林希先生笔下的“津味”，部分来源于此。可是他说，完全用方言写小说不可取。而其笔下的《蛐蛐四爷》《买办之家》等等，呈现的是天津文化的大背景。
快报：方言里其实能体现出天津人的性格，比如嘎、直率等等。
林希：对，还有它的文化特色和生存状态。这也是天津码头文化的特点。过去咱们这个城市竞争太厉害了，人们匆匆而来匆匆而去，每天要到河边扛活，船一来就赶紧卸货，没有时间像北京人那样站在马路边一说就是半个小时。码头不是谈情说爱的地方，船和船、人和人擦肩而过，要求语言简练，我说两个字，你就明白了，之后没有时间去解释。两人碰面——“哪来？”“山东。”“干嘛？”“沧州。”就走了。
快报：您这本书的名字叫《天津话，逗你玩》。为什么人们一提到天津话都觉得有趣呢？
林希：这也和天津人的生存状态有关，这是种自我解脱、调侃。在天津这个码头上生活，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这个概念太重要了。天津爷们儿爱说：“我就是‘惹(ré)惹(re)’啊。”不是真想干什么。比如办个学校，学生招来了，成了，我就正经干起来，大家高兴；不成，就是惹惹一场。没有人会对你的行为负责，而你自己也不想心理压力过大，于是就采取那么一种态度。说话也是一样，哪说哪了(liǎo)。说出来，对了你就听着，不对你就把它忘了，别和我打官司。所以马三爷说“逗你玩”，把天津这种文化背景刻画得太透彻了。天津人“啪”地摔了一跤，站起来说一句“老头儿钻被窝儿”，大家哈哈一笑也就过去。这放在美国就不行——这地方属于谁的？我在你这儿摔倒的，你得赔我多少多少钱，找律师打官司。美国没有“老头儿钻被窝”。
快报：咱们对事物看得比较淡，比较超脱。
林希：因为码头是个没有文化和法律、各自生存的地方，互相之间有强烈的竞争。所以人在这环境里怎么活？非常认真、紧张，可能就没法活，唯一的办法就是自我调侃。
快报：很多相声、小品都用方言，是不是它们有幽默的共性？
林希：本土化是根据当地人的文化心理和生存状态，把最严肃的事情稀释、缓解，所以各地的语言确实是幽默甚至可以说是圆滑的。这是方言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质。
快报：其实方言是很贴近民生的东西，所以大家容易在里面找到共鸣。
林希：对。本土化的语言需要共识。否则你说了我不懂，那不成了黑话、行话了吗？即便是黑话、行话，和方言也有关联。比如我们习惯说摆平一件事，“摆平”这个词就从黑话而来，你打我三拳我打你三拳，找齐，这叫“摆平”。但现在它成了通用的民间语言，你不能去追究过去它怎么用。反过来也是，可能很规范的语言会被用做某种代号、暗示。
快报：所以语言始终是处在流动的状态中的。
林希：是。比如去厕所，有人说是“上一号儿”。这怎么理解？没有典故，但是也没有人追究，不会有人问“二号儿”在哪？没有二号儿。很特殊的语言大家心领神会就完了。
快报：所以您一直强调方言这种东西不能太较真了。
林希：是，太较真了反倒琢磨不出味道来。
快报：您从开始写小说时就决定要用方言来写作吗？
林希：用方言来写作是不可能的，以前有很多作家尝试过，都失败了。比如上世纪20年代有种吴语小说，现在看来简直就是垃圾。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也有人用天津话写作，不堪卒读。天津话有粗俗的一面。为什么有时它被别人糟蹋？就是粗俗的一面被发挥了，这对天津人的影响太大了。读贾平凹的小说你会发现，他使用西北语言是有一定分寸的，完全用了方言，读起来会觉得那个地方的人太愚昧了。
快报：您认为到底怎样才算“津味”？
林希：“津味”是指地域文化特点和文化心理说的，是说这类事情只能发生在北京或者天津，不完全是指语言。一读《骆驼祥子》，那就知道是写北京的车夫，到了天津来，他一定会有另外一种状态。所以“津味”是大的文化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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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见过的“三不管”
早年林希先生读书时，放学回家要走很长一段路。为了抄近道，他常常会从鼎鼎大名的“三不管”地带穿过。时间长了，那里的社会众生相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看来，这个缩影般的地方实在极大影响了天津人的文化性格。他说：“不了解老‘三不管’就不了解天津人。”
快报：您在《其实你不懂天津人》里专辟文章谈“三不管”，但对今天的天津人来说，这个消失了多年的地方还有影响力吗？
林希：北京有个大栅栏，天津有个“三不管”，后者对天津人文化性格的影响应该是根深蒂固了。它那种谋生的文化是不复存在了，但它所形成的道德规范，在天津人身上还能表现出来。开汽车的撞人了还蛮横不讲理，围观的人就会纷纷指责，从气势上就把那股邪气压下去了；儿子对老人不孝顺，邻居们一起哄数落就把他给“治”了。这是码头文化、“三不管”文化引起来的。“三不管”那里没有法律，只有民间的裁决，这种性格和生活方式是会遗传下去的。天津人为什么爱起哄，就是一种民间裁决和道德审判，人们的善恶标准和伦理规范形成了一种生活势力。但在白领时代，有了“维权”这个概念后，马路上再有人打架与我无关了，有警察和法院去解决。当民间聚众的裁决逐渐消失之后，法律的介入就越来越必要，这是由经济发展而导致的个人地位和自我意识的增强。
快报：您对“三不管”有什么印象？
林希：穷、乱、粗野，确实不是个好地方。像我们这种七十岁以上的人，还在那里面见到过说相声的、用帆布围成摔跤场子的，像地痞流氓的浑不讲理、国民党伤兵抢劫这都见过，赶上一个“尾巴”。
快报：我很奇怪，为什么这么一个地方对天津人的影响那么大？
林希：那是当时人们生存的唯一平台，必须到那儿去挣两毛钱，用这钱买二斤棒子面，离开那儿就挣不来这个钱。你没有退路，只能如此活着。但凡有一线生机，谁愿意去那儿？那碗饭很不好吃，欺压、野蛮……没办法，就那个时代。现在的年轻人不大理解这种东西。
快报：您提到过去的水车、脚行这些事物都已经消失了。那么天津曾经的码头文化也随之消失了吗？外来元素不断介入，是不是已经把我们的生活转变为一种现代风格了？
林希：码头生活特色已经淡化，它所代表的底线生存、竞争成分比较少见了。现在年轻一代基本上是小白领，只是还没有大的心理改变。如果出现一个稳定的中产阶级人群的话，他们没有经济压力，只剩下去寻找自我，那我们就是另外一种生存状态了。在北京，进出酒吧对当地人的心态影响太大了。郭德纲这种现象为什么会在北京出现？就是对酒吧文化的另一种反应——部分人愿意去酒吧，另一部分不愿意去，就跑到下里巴人的地方去听相声。其实郭德纲的水平也不见得比别人高多少，但这种社会势力不知道会把什么给“托”起来。酒吧文化在天津就基本没影响，将来怎么样，要看天津的经济发展了。
快报：既然很多人“不懂”天津人，那么您向他们展示的是天津人怎样的面貌呢？
林希：是天津人的包容性，还有最基本的生存平台。中国人还缺少日本人那种自我剖析的精神，因为我们在经济上没有达到那种程度。一个人经济不足、地位不稳定的时候，比较在乎别人对它的批评，心理很脆弱，最怕别人说他不行，反之就不然。
快报：您觉得天津人的性格有没有略显遗憾的地方？
林希：有。有一年我到苏南去，当地服装市场是一本万利的，进一大包衣服两百块钱，到外面卖出十件就赚回来了。市场上是人山人海，但是见不到天津人。天津人不受那份苦、那份罪，就等着工厂发那几十块钱，饿死也不离开天津。这是多年来的生活习惯造成的，是有惰性的。现在的很多年轻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你看那些在立交桥下面打扑克牌的，一打就是一天，真没事儿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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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也玩儿蛐蛐
林希先生最初入文学一道，以诗歌创作为主，直到五十岁之后才开始写小说。他的小说多以清末民初的天津为背景。目下，继《买办之家》和《家家明月》之后，他正在创作“天津百年”系列的最后一部《万家星辰》(暂定名)。他说，写完之后，他所见过的老天津的面貌，就基本呈现给读者了。
快报：诗和小说带给您的感受有什么不同？
林希：写诗主要是抒发情感，在文字上追求的多一些，对于生活积累和感受缺少更深度和广阔的视角。我最初写小说时也很不适应，但我有一个优点就是自强不息，觉得只要有自己的生活积累，老老实实去做，总有做成的一天。现在我转过来了，可让我写诗又不行了(笑)。
快报：很多人评价您的文风是幽默的，您对幽默的本质怎么理解？
林希：幽默也是一种生存状态，是种自我保护，自我解脱。世界上常常是经历苦难最多的民族最懂幽默，比如犹太人，幽默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精神支柱。我的幽默也是生活的磨炼。
快报：您经历过民国年间的生活，小说又多以清末民初为背景来创作，是不是表明早年您的生活是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时期？
林希：也谈不上。解放后我才十四岁，之后的生活也是财富，看你怎么使用它。天津这个地方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我的家庭过去属于中上等阶层，和上流社会也有些接触，达官贵人、吃喝玩乐的场面也见过，像什么起士林餐厅、皇后歌舞厅我都去过。对贫苦社会也看到很多，印象比较杂。
快报：您想通过旧事来表现什么？
林希：就是把那些印象组合在故事里，让人认识自己，认识过去，也就是这样。
快报：您在少年时就开始发表作品了，那时想过会写一辈子东西吗？
林希：文学对很多人来说是个梦。做任何事都是一样，如果没有梦，没有献身精神，什么也做不好。现在人们说“玩儿文学”，这本身是个标榜。它不是真玩儿，也是全身心去投入。天津人缺少这种精神，什么事儿都过于游戏，这就坏了，浪费自己，浪费时代。
快报：说说《蛐蛐四爷》吧，您对斗、养蛐蛐的细节描绘得很精致，早年曾接触过这类东西吗？
林希：我小时候就玩儿，但真正的好蛐蛐到不了小孩儿手里，能花一毛钱买一只就很了不起了。那时候过了南运河有一片树林，人们都往那儿去捉蛐蛐。我家里就有玩儿蛐蛐倾家荡产的。
快报：您想通过这部作品表达什么呢？很多人对蛐蛐四爷被迫放弃报仇的结局很不理解。
林希：我想表达一种社会状况。我们的国民品性总有不宽容的一面，仇雠相报，何时能了？残酷的窝里斗什么时候才算结束？只能选择很残酷的办法，以“不争”来结束它，写这个结尾是出于一种社会理想。
快报：很多作家会有一以贯之的理念，您有没有？
林希：对我来说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应该相亲相爱，而不应该充满仇恨。
祖父三条训诫影响一生
林希先生出身于天津的望族，早年也接受过良好的教育，随父辈见识过一些世面。几十年风雨过去，历经风云时势，他的人生起起落落，遭际变化一言难尽，对命运的体悟也与常人不同。
快报：您家庭的背景对您幼年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林希：我们家太复杂，太大，所以对社会接触得比较广，见的世面多一些。
快报：您受母亲的影响很大？
林希：是。我四五岁时她给我开蒙，读《千字文》《百家姓》，后来选读《古文观止》等等。那时我上学堂学新知识，回家后她给我讲传统的东西。
快报：听说您的祖父曾给过您三条训诫？
林希：我祖父是南开大学毕业的，老派的知识分子。那时家道已经中落，他也是不得意，在美孚石油行做职员。他告诉我们，家败落了，也没什么给我们的，留三条建议：学习上自强不息，做事百折不挠，另外要有健康的身体。
快报：您有篇散文叫《石缝中的生命》，联想到您的经历，能看得出来您受这三条影响很大。
林希：它们代表了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无论在什么时代,一个人做事都需要这些精神，自强不息尤其可贵。别看这三句话像空话，实际讲了至高的道理。
快报：您接触过那种富家生活，也经历过平民的日子，这种反差会不会带来一些感触？
林希：咳，命运这东西怎么说呢……遭遇的事情不管有多少，你都要有自信。你自己做过什么还不知道？无论别人怎么说你，你对自己总有一个评价：我没有做伤天害理的事情，没有做有违祖德的事情。这很重要。有的人缺乏自信，在逆境中就觉得压力太大了。我就是凭着这种自信活过来的。
快报：可不可以这么说，只有当你处在当时社会的一个极端中，或者贫穷或者富足之时，才能对它的内在有更深刻的体悟？
林希：这是后来得知的，当时对那些经历只有印象，也没想过会写出来。后来经过生活的跌宕，从历史中得到观照之后，就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快报：您已过七旬，对于人生有什么样的理解？
林希：我这个人随遇而安，无欲则刚，追求平安是福。能做的事情我就做一点，不能做的不强求，对于名利看得很淡。在我们前面多少有才华、有资历的人都倒下了，我能有今天已经是万幸。所以我也不喜欢很张扬。何必呢？一切都是身外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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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希先生的生活味道
记者手记
得知去采访林希先生，一位同事和我说：“问问老爷子什么时候还写小说啊？有日子没见到了。”
在很多人眼里，林老的故事和咱有种天然的亲近感，虽然年代久远些，到底植根于本土，喝着同样的水，品味着同样的生活。
但林老说自己已受身体所累，不久前还生了场病，入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原本他每天能写作三四个小时，现在缩短到一个小时。他说自己写完手头这部小说，估计会累得够呛。
生病前的老先生，每天游泳1000米。我听了直吐舌头。他却笑说，你是旱鸭子，不知道对游泳的人来说这不算什么。除了游泳，他还每天上网看新闻、用摄像头和儿孙辈聊天；他还喜欢拍照，有款不错的数码相机，和我们的摄影记者聊起相机的性能、型号头头是道，而且听说，老先生操作图像处理软件挺“溜儿”。
采访那天我们坐在他的书房里。看他喝茶侃侃而谈，觉得像是和一位见多识广的邻家大爷聊天。我鼻子比较灵，林夫人在厨房和饺子馅儿，传来的韭菜味让我想起小时住平房区的那种感觉。
采访前我早到了他家楼下一会儿，便在那小区里四处溜达，见花园里有位大叔在给草地浇水，一旁长椅上坐着一位晒太阳的老爷爷，不远处是个幼儿园，孩子们玩笑的声音隐隐传来，给这幽静的地方添了那么一点活力。
我想，这是真正的生活区。只有在这种氛围里耳濡目染，做一个生活化的人，才能体察性格、情感的入微之处。林先生写天津的人、天津的事儿，咱为什么瞧着好看？源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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