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话说“保护富人”是个伪命题

　　茅于轼说：我们要保护先富裕的人，因为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5月26日《IT时代周刊》）。

　　茅于轼先生是我敬重的经济学家，但这个“优先保护富人”理论却让我疑窦丛生。首先，茅先生教育我们要“理直气壮消除对企业家存有的偏见”。

民众之所以有“偏见”，实在是中国部分企业家在“规避秩序上的天赋”与“企业社会责任上的痴呆”落差巨大。消除偏见可以，但我们得问问这“偏见”是怎么形成的。

　　其次，茅先生认为“企业家有原罪的说法是不合理的”。茅先生说：“现在普遍存在一种看法：近年来问题企业家太多。但我有自己的看法，有些人根本不是企业家，而是一批胆大妄为的骗子。”这个逻辑很悖谬，譬如在一个市场上，消费者天然地抱着假冒伪劣的警惕去甄选商品，茅先生却告诉我们说“那些假货在经济学上根本不可以称为商品，所以市场是纯洁的”———茅先生以“好的中国企业家”概念偷换了“中国企业家”概念。

　　第三，至于“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的逻辑也相当天真。即便要实现，也离不开两个前提：一、所有的富人收益都是血汗、智慧所得；二、富人充满了社会责任的道德自觉，把改变穷人命运视为己任。现在，中国市场经济已不是刚起步的那几年了，“第一桶金年代”早已过去，如果还拿法律道德底线下的“次法律道德”标准来衡量，怕是难逃“和谐”与“法治”的拷问。

　　正如法律不能依靠自觉遵守来贯彻，需要健全立法和公正执法一样，社会财富的配置也从来不会自发地趋向公平与正义。

　　其实，保护富人是个伪命题。在中国，所有公民都在宪法庇护之下。相反，在穷人得不到充分保护的语境下奢谈“保护富人”是相当危险而诡异的———它很可能对“贫富关系”造成舆情上的断裂与伤害。某种意义上说，在当前中国社会形势下，以企业家为代表的“富人”群体的逐利本性与穷人的挣扎生存相比，似乎更值得我们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