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要] 温州鹿城区最近推出了针对所谓“高危人群”的“两查一管”制度，而划分是否为“高危人群”的标准则是有无前科。不少外地居住者对此举表示不满，认为没有给人改正自新机会，有失公允；当地则表示是不得已为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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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市外来人口动态管理系统出示的前科比对结果名单，名单上的人大多已被劝离。曹小燕摄 |
温州驱赶“有前科暂住者”事件
81万生活在温州外来人口,无形中被人为分在两个世界。这里没有地域、口音或身份的歧视或差别，被区别对待的理由：是否有前科。有前科的人，被记录在当地公安系统的“高危人员”名单中，同样，在这里不会有人去讨论某人犯罪的原因或背景，也不管他们是否已经改过自新。
“这已经不再是挤压犯罪空间。
今年四月份起，名单上的人，或被劝离、或被驱赶出了温州，而经过抗争留下的人，则生活在警方管控的阴影之下。记者调查鹿城区仰义乡派出所辖区内近百名“有前科暂住者”，除部分人员有担保或者在注销暂住证后依然留住，调查结果显示，近七成人已经离开
李实是温州市鹿城区公安分局下辖某派出所的一名警察，他透露，鹿城区公安分局举动源于该区目前正实行的针对“高危人群”的“两查一管”制度温州市公安系统一内部人士介绍，鹿城公安分局做出的驱赶“有前科暂住者”的举措，一方面是出于“两查一管”制度，另一方面则与去年鹿城区发生的两起治安事件有关。一个案件是发生在温州街头的一起枪击案，十多人在望江路一码头持枪对射，11名疑犯被收押，缴获仿“六四”式手枪3支；另一个未被媒体披露的事实是，一名温州市人大副主任在内的6位市人大官员，在温州市区内被抢或被窃。
曾在北京做过十几年生意的商人陈捷文，今年3月在温州市鹿城区仰义乡和朋友合伙开办了一间五金厂。工厂规模不算大，可陈捷文寄予了不少期望。不过，之后遭遇的一件事情，让他动摇了继续在温州投资办厂的决心。
根据陈捷文的讲述，4月中旬，仰义乡派出所的一名协警找到他，通知说：“犯过案的人不让在这边住。”协警的话让陈捷文莫名其妙，于是他前往仰义乡派出所，这才知道，就在他租房办暂住证的过程中，警方发现了他有过前科的记录——还是在北京的时候，因为经济纠纷，陈捷文曾被羁押。
有前科就须搬离仰义，警方的通知让陈捷文既疑惑又愤慨：“厂子投资了，房子也租了，老婆孩子也过来了，你让搬我就搬啊？”他让值班警察出示相关法律条文，警察说这是“本地规定”。警察又要陈捷文的房东担保，房东认为这件事没有道理而拒绝。这个时候，按照陈捷文的说法，警察曾表示，你不走的话我们给你搬了。
后来，警察虽然没有上门来强搬，但还是几次通知陈捷文，要他搬家。“搬去哪里不管，只要不呆在仰义。”他们说。陈捷文于是跟警察大吵：“你要拿出法律条文放在我面前，没有法律条文是不可能搬的。”交涉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件令陈捷文更加无法接受的事：一次，一个协警来工厂找陈捷文，陈捷文不在，协警就当着工人的面说陈捷文“是犯人”，“不让在这儿住了”。“我是这个厂的老板，还当不当了？”陈捷文很是愤怒，“这是不尊重我的人格。”5月16日，警察再次电话通知陈捷文到仰义乡派出所，但陈捷文依然姿态强硬：“不让我住你没有法律依据，不行你把我抓起来。”最后，他作为“可疑人员”进行登记，交了照片，报了身份证号码与手机号码，签了字，“保证随传随到”，这才得以在原来租的房子里继续住下去。
“有前科暂住者”名单
就在陈捷文被要求搬离的那段时间，仰义乡前京村一个月租400元的出租房里，32岁的杨勇也正面临着同样的麻烦。
18岁那年，杨勇离开了老家江西上饶，到温州闯荡。接下来的十多年，除了短期到工厂做工外，他主要靠在夜市摆小摊卖首饰、化妆品为生，通过努力，他的母亲、妻儿也被他接到了温州，共享天伦之乐。
杨勇一家的所有开支，几乎全来自杨勇的摆摊收入，日子过得拮据又辛苦。“赚不了几个钱，正常情况下卖个四五十块，下雨天就卖个十块二十块，好的时候偶尔也能卖到八九十块钱。”杨勇说，他一个人摆了两个4米的摊，每个摊位每年要交给城管部门200元。
去年5月份，在与仰义乡相邻的双屿镇摆地摊时，因讨价还价问题，杨勇与一名顾客打了一架，后来双双去了双屿镇派出所做笔录，按了手印，各被罚款500元。事情过后，杨勇很快就忘掉了这回事，却没想到，他以后会因此成为警方心目中的“坏人”。
杨勇曾在双屿镇办过一张暂住证。到仰义后，今年1月7日，房东林女士拿他的暂住证去办转接手续，结果被发现有上述前科。“当时警察也没说什么，但到了三四月份，有协警来家里对我说，我家住了个坏人，不要让他住，也不要让他在前京、后京一带住。”林女士回忆道。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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