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严查高危人群 劝离有前科暂住者遭质疑

　　协警说的坏人就是杨勇，林女士感到很惊奇：杨勇怎么可能是坏人呢？“他妈妈在这里，儿子也在这里，真的坏人不应该是这样的人。

”林女士说，“真正犯罪的人，他干嘛要起早贪黑，每天出去摆地摊，三更半夜才回来，是坏人的话，就不至于这么辛苦。”对杨勇一向印象很好、认为他老实本分的林女士没有理会协警的话，“我就说杨勇房租都交了，我拿什么退给他？”她安慰杨勇：你就住在这里，没有事的，就不要搬。

　　协警前后多次来找杨勇。“他们让我搬走，说不管小孩在不在这边读书，反正你不要住这边。”5月25日，杨勇回忆说。

　　在他的记忆中，有一次还是四月份的一个晚上，十点过后来的。“协警说：‘电脑上有你的名字，仰义不欢迎你住在这里。’他们还建议：‘你可以住到双屿那边，或者住到永嘉那边去。’”这些都让杨勇感到气愤，“我住在哪里都是我的自由，这种做法是不合理的。”杨勇说，后来协警再来，他就说正在找房子，以此来拖延。

　　杨勇曾就此事打电话给当地一档叫“温州零距离”的电视节目。“我就想问一下有没有道理，”他说，但节目组的人并没有来。后来，他和房东一起去派出所，经过一番理论后，由于房东同意为其担保，警察最终同意他可以继续租住林女士的房子。

　　警察对杨勇说，你签个字，派出所如果有什么事，让你来你就过来，你答应这个要求，就可以住在这里。警察还说，之所以让杨勇继续住在原地，就是因为他跟母亲、妻子、孩子一起住，“如果你是一个人住在这里，还是让你搬走，怎么说都没有用的。”最后，杨勇交给派出所他的照片，留下了身份证号码与手机号码，签字保证随传随到。

　　杨勇记忆所及，协警和民警通知他离开时手里曾拿着一份名单，说电脑里显示他以前犯过事。但杨勇们不知道的是，作为“有前科暂住者”，他们都上了一份这样的名单。

　　所谓“有前科暂住者”，是指那些已办理暂住证并有案底记录的外来务工人员。记者获得的一份温州公安系统内部文件表明，它以“涉盗抢骗三类刑嫌对象、涉黑涉恶十类案件对象、涉黄赌毒对象、曾被行政拘留等以上关押过的其他案件对象为重点”。

　　根据公开资料，温州市鹿城区公安分局开发了《外来人口动态跟踪管理系统》，系统与鹿城违法犯罪信息库“有机关联，并对出租房基础信息实行24小时实时比对，一旦有前科劣迹的对象人住鹿城的出租房，系统就会自动报警，并在电脑屏幕上出现前科劣迹记录。”在该系统内进行“前科比对结果预警”搜寻，就出现了杨勇所说的“名单”。

　　记者拿到了数份鹿城公安分局各派出所的这种外来人口前科比对结果名单，它们出自仰义、绣山、五马、南郊等4个派出所，在这些名单中，共比对出有前科暂住者270多人，每人的比对时间、暂住证号、姓名、性别、出生日期、户籍地、社区和暂住地址等信息都记录得非常详尽。陈捷文、杨勇等人都在这份名单之上。

　　不仅仅是温州，类似的驱赶事件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曾多次发生。2007年4月1日，俄罗斯禁止外国人在露天市场从事零售经营的法律正式生效，此前，等待甩货的当地华商守着赖以生存的“集装箱市场”摊位，上面堆满了等待低价处理的日杂货物，他们被迫从俄罗斯撤出。

　　驱赶的“工作艺术”

　　李实是温州市鹿城区公安分局下辖某派出所的一名警察，他向记者透露，鹿城区公安分局的上述举动，源于该区目前正实行的针对“高危人群”的“两查一管”制度。根据公开资料，“两查”是指检查落脚点的人和落脚点的物，通过指纹、身份和物品比对，搜集相关信息和证据，打击犯罪；“一管”就是管理有前科劣迹对象，目的在于“挤压犯罪空间”。

　　根据温州市鹿城公安分局局长李江晖在浙江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4月号中一篇文章的撰述，鹿城区现有常住人口65万，登记在册外来人口77万，在违法犯罪成员中，外来人口所占比例高达80%，在押在拘人员60%有前科劣迹。“这说明外来人口是公安机关管控的重点，有前科劣迹人员是公安机关管控的重中之重。”他在文章中称。

　　鹿城公安分局针对外来人口的“两查一管”和“人户一致”机制，曾被誉为“以静制动”的有效管控模式，并一度成为外地学习对象，而其实际操作迥异。记者获得的一份温州公安系统内部文件上这样写着：“对高危人群经两查一管后，先是打击，打击不了的驱赶……真的打击、驱赶不了的管控”，“管控必须报派出所所长同意。”“挤压犯罪空间，最好就是赶出自己的辖区，”李实这样向记者解释，“通过暂住证，把名字和身份证一对，原来有案底的，打过架，有过小偷小摸行为的，打印出一份名单来，全部赶走。”在温州公安系统的这份文件中，“驱赶”二字后面专门有文字标注：“通过房东、业主劝离驱赶，驱赶要注意工作艺术。”“什么是‘工作艺术’？”李实向记者透露，也就是指，在驱赶时一般不直接向对方说要他走，而是通过房东和工厂老板去完成。

　　“我们拿着名单，挨家挨户通知出租户或者厂家，向房东说对方‘犯过事，是危险人物’，不许他住这里，叫他离开；要是住在厂里的，有多少个，一起叫过来，同样的话对老板再说一遍；有时候也会对本人直接讲。”“房东一般不会多惹事，被通知后会配合；工厂老板一方面也对有前科的工人犯怵，又担心派出所施加压力，工厂毕竟在辖区内。”李实说道。

　　而在实际操作中，这种“注意工作艺术”的驱赶行为往往又会走样，比如出现将外来务工人员在各辖区间踢来踢去的局面。记者找到的多名外来人员证实，协警或民警在通知其本人离开时，会要求“只要搬出自己的辖区就行”。

　　留下的与离开的杨勇显然对“前科”、“犯罪记录”等字眼很反感。5月25日在讲述这件事时，看到同租一个院的房客聚拢得越来越多，他扭头就走。

　　更多不愿惹麻烦的人，面对这种驱赶，只有选择离开。警察李实向记者介绍，今年农历新年后，首先是协警先拿着名单挨个通知，4月上旬起，在将名单上的对象分组后，由派出所民警逐个核实，鹿城分局也派员配合派出所工作。李实说，通知后往往会要求对方在回执上签字，所谓“回执”，是指两查一管对象情况落实的反馈，证明已经通知到对方。

　　“比如你是房东，证明某某人住在你那里，这个人有前科，很危险，最好不要让他在这里住。知道没有？知道了，好，签字。查，某某人，是干什么的，通知房东劝其离开，签上字。”如果通知的是用人单位或者暂住者本人，同样要签名。“回执拿回去要上交，要审查。”“因为之前协警已经拿着名单挨家挨户通知过了，等我们去通知的时候，大部分人已经离开了。”李实说。根据东方网2005年11月的报道，通过这种“两查一管”，当年居住在鹿城区的“前科劣迹对象”，从2003年的1.5万人减少到8000人。

　　今年5月中旬，一周时间内，记者曾调查鹿城区仰义乡派出所辖区内近百名“有前科暂住者”，除部分人员有担保或者在注销暂住证后依然留住，调查结果显示，近七成人已经离开。

　　这些离开了的“有前科暂住者”，有保安、技术工人，有工厂的中层干部，他们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能够和他们再取得联系的信息。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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