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之困：韩国如何建设新农村

新村教育是韩国新村运动成功的关键，这在中国绝大部分地区还只是一句口号 麦圈／图

农民更关注眼前利益有时会影响新农村建设 麦圈／图

　　【新农村之困】韩国如何建设新农村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徐 楠

　　韩国的新村运动专家一直强调：新村运动的核心是新村教育。其最大特色就是农民自己上台讲述成功事例和亲身感受、体会，并通过真挚、双向讨论共同取得进步。

　　韩国1970年代后形成的以农民为主体，媒体和专家深入参与，各个阶层充分沟通的发展模式，是韩国转型成为现代国家的关键

　　14年前，教育部比较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李水山开始跟踪研究韩国“新村运动”。

2006年，因为“新农村建设”的提出，这场原本不为人所知的社会运动，迅速成为人们瞩目的热点。

　　2006年5月29日，第十届中韩农业合作委员会在首尔召开。众多省区纷纷派出考察团，赴韩国考察新村运动，韩国开始为中国公务员进行“新农村建设”的培训——在如何实施“新农村建设”的发问中，韩国成为一个镜鉴。

　　如今，“新农村建设”行至第二个年头，农民参与的问题沉甸甸地摆上了决策者的桌面。本报特别针对韩国新村运动中的社会参与、资源整合等问题专访李水山。

　　从“官主导”到“民主导”

　　南方周末：在您的观察中，韩国农村三十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是怎样开始的？

　　李水山：1970年代初开始的15年内，韩国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有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城市居民，1980年以后，韩国农民的消费水平也超过了城市居民。现在韩国的农民减少到全国人口的6％左右，新村运动也升华为新国家运动，建立了和谐、诚信、文明的新国家，这是韩国新村运动的最大成就。

　　这首先得益于韩国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和扶持，如免除购置种子、化肥、农机具等生产资金的贷款利息，后来连本带息都免除了。

　　南方周末：其资金和制度资源的供给是怎样实现的?

　　李水山：新村运动一开始，韩国政府向每个村无偿提供300袋水泥和钢筋，后来政府以惠农贷款、支农资金等方式提供，民间企业也提供了资金与物质支持，前15年总体上政府、民间、农民投入比例为57∶32∶11，进入1990年代以后则主要由政府来提供支持。融资，主要得益于农民合作组织的建立，农协银行与农业银行合并，成立农协银行，为农民提供比商业银行低息的贷款，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这是十分关键的因素。

　　南方周末：怎样评价韩国政府在新村运动中的作用？整个运动的关键转折点是转向民间自发的运动，这一转变是如何实现的？

　　李水山：韩国新村运动一开始由政府主导，叫“官主导”，后来韩国学者们发现这样有很多弊端，没有真正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后来通过改进，逐步过渡到政府和民间共同主导，叫“官民一体”，再后来就变成“民主导”，完全由非政府组织、机构负责组织、协调、宣传和评价，这就是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他们还有金融、图书、培训、宣传职能和资源。

　　尽管在韩国也曾有人想否定这种体系，但有法人资格的民间组织已经确立了社会运行体制和机制。在这不断改进的过程中，通过学者深入参与新村运动，开展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及时发现问题并矫正，各级政府也通过学者们的建议得到信息。

　　我国的新农村建设，既需要广大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的参与，发挥主体作用，也需要专家和媒体的深入参与，才能建立科学的组织实施、反馈、矫正和完善的运行机制。

　　南方周末：社会各方力量怎样在新村运动的过程中相互协调、整合?

　　李水山：韩国新村运动在初期也存在着中央各部委不参与、不协调、不合作的问题。1970年代初，有些发展中国家知道韩国开展新村运动很有实效，就问韩国外交部，结果外交部的官员竟然答不上来。还有财政部、交通部、卫生部、电力企业都不知道如何支援农村建设，有的部门因支农项目没有多少经济效益而不感兴趣。

　　韩国政府最终建立了中央各部委统一领导小组和工作协调机制，定期研究、监督和评价。此外，还设立了由学者广泛参与的咨询组织和咨询报告制度，各大学都先后成立了新村研究所。各媒体积极配合，每天重点报道农民和农村变化的真实情况。高级公务员也通过与农民一同培训，亲身耳闻目睹了农民的困难，扭转了官僚主义、衙门作风。

　　“干！就能成功！”

　　南方周末：韩国新村运动前的社会矛盾基本状况与当前中国有无相似之处？从我国新农村建设实施至今的现状来看，哪些是值得借鉴的？

　　李水山：1970年代的韩国和中国当下情况非常相似。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加快，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衡，农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加大，农村问题十分突出，东西方文明和价值观的相互冲撞，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潮蔓延。

　　两国都是人多地少，资源贫乏，农业机械化程度低，鄙视、逃离和离弃农业、农村风气蔓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教育落后，农民普遍缺乏自信，文化素质有待于提高。

　　虽然中韩两国的国家制度不同，但中韩两国都是国家和政府主导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在短期内集中力量办大事，有着惊人的相似。

　　但中韩也有不同之处：中国曾经是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比韩国严重得多。韩国国民没有经历过类似我国的“文革”运动，另外宗教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公民社会的信仰和诚信基础好一些。

　　还有一点，必须牢记：在韩国市场经济体制和人文思想毕竟占主导地位，尽管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很大，但在制度革新上还是民主、自由、和谐、竞争的理念更受尊重。韩国新村运动的最重要的理念是“我们能做！”“干！就能成功！”新村运动是农民靠自己的勤劳致富，始终以农民为主体的创造与建设运动，给农民带来实惠的实践运动，激发了全体国民参与。

　　教育是核心

　　南方周末：您认为韩国新村运动的核心是什么呢？

　　李水山：韩国的新村运动专家一直强调：新村运动的核心是新村教育，的确当年的农村修路、建房、提高农民收入和福利，早已完成，如今仍不减当年的就是农民培训和新村教育。现在，韩国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研修院始终车水马龙，从不间断。

　　其最大特色就是农民参与讨论的培训，当然也有专家、学者授课，还有牧师、和尚讲课，很有特色，但最重要的还是农民自己上台讲述农民成功事例和亲身感受、体会，并通过真挚、双向讨论共同取得进步。

　　有一位叫河四容的韩国农民曾当过兵，但因肺结核中途退伍，结婚后他都养不起全家。后来在当地华侨的帮助下学会种蔬菜，开始有收入，后来买了几十亩地，还盖了楼房，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验证了“勤勉、自助、协同”和“干，就能成功”的新村理念。他在总统、诸位部长面前讲述了自己的感受，总统非常高兴，在青瓦台总统府接见了他，并当即决定奖励他1000万韩元，这笔钱相当于他二十多年的收入，但他婉言谢绝了。至今他还居住在那栋居所，每年还为村政府和村民糊上千个信封，收集扔掉的纸杯作栽育庄稼苗用，堪称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农民楷模。

　　1994年4月我在韩国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参加新村培训时，每天早晨6点，曾经担任道知事（相当于中国省长）的院长第一个到现场敲响大钟，学员们在教职员工的带领下参加升旗仪式和晨跑，当看到七十多岁高龄的韩国农民在晨跑时那样精神抖擞，觉得韩国的新村教育深入人心。

　　1970年代时，韩国的农民、公务员、学者、军人、企业家都参加过新村教育，几十个人住一个宿舍，一起生活和讨论，每天晚上的讨论，没有等级之别，通过这种共同生活，企业、政府、军队高级干部都能仔细了解一些社会现象和社会难题，使他们找出了解决社会难题的钥匙。

　　南方周末：经过新村运动，韩国的农村产业结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李水山：韩国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低，这是在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趋势，但是韩国农业依靠先进的农业科技教育和农民合作组织，建立了比较科学的农业体系，但是农业生产率低，在国际贸易中不断受到冲击，对韩国来说是一次次艰难的考验和选择。

　　链接

　　韩国新村运动30年历程

　　●1974－1976年 “新村运动”迅速向城市扩大

　　●1977－1979年 建设工农基地及新农村工厂等，推进城乡一体化

　　●1980－1989年 从政府主导方式转变为民间主导方式

　　●1990年至今 掌握了自己的发展空间，提高了国际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