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新农合”破局

　　■ 本报记者 赵冠军 宋 扬 胡丽波

　　中国乡村治理的当务之急，不仅要提供政府与农民的中介，也要解决农民与市场的中介，在新的形势下，农民的日常生活和利益，更多地与后者相联系。对于乡村，真正从科层化治理走向网络化治理，需要以不同类型的非营利组织为载体，开展多种形式的社区自治，构造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在这一层面，农协与合作社的模式取得了若干成效，而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颁布与实施，更是为这一重大决策从国家层面提供了制度性的安排，但真正的民间力量崛起，尚需时日。

　　村主任周长青理想之困

　　一直以来，农民始终无法回避三个风险：自然风险、市场风险和政策风险，而合作社的价值就在于把农民组织起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风险。更深远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农民在合作社可学会四样东西：合作、民主、营销和科技；另一方面，它可能改变中国农村的治理结构。现实是，这场由政府高层和学术机构推动的农村组织化进程，遇到了很多现实问题，农民的参与积极性并不如学者估测得高，而合作社在短时期内的收益也不能更有效地吸引农民，这些在7月1日以前已很现实地存在，不单纯是一部法律可以解决的。

　　“坦白地说，发展相对于竞选来说，太难了！”2007年7月5日，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党家庄镇殷家林村主任周长青在接受《公益时报》记者采访时，语气极其低沉，与两年前参选时的激情早已截然不同。

　　除了村主任之外，此时的周长青还多了一个头衔——党家庄经济协会发起人，这个协会2006年3月在当地民政局注册，科协主管，完全是由周长青所在的村委会为核心成立的。

　　当时，周长青的设想是，起这样的名字，是为协会未来的发展铺路，因为协会要发展到周围的几个村子。他意识到，农民要发展起来就必须走团结合作的道路，求得经济上的发展，协会在经济上把农民聚集起来，经济动力很重要。

　　“现在看来，当时的确太理想化了。”周长青坦言。

　　个人命运的根本性转折

　　殷家林村位于济南西南郊，属于典型的城乡结合部的村庄，但由于距离济南市较近，所以“经济”（买卖土地）发展比较快。前几年，随着市区的扩展，殷家林村的大量土地，包括耕地被征用，而失去土地的村民得到的补偿却很有限。

　　周长青是济南市市中区党家庄镇殷家林村人，今年38岁，祖上世代行医。他上过卫校，20多岁的时候就随父行医至今，此间他也曾买铲车装沙、承包修路等，他家原来也是一个小康之家。1999年5月，周长青的命运发生根本性转折。

　　起因是殷家林村自1997年以来，一共经历了三次征地，目前殷家林村1500多口人只剩下人均8分地。征地后，国家每亩地支付了一万多元的青苗补偿费。但这些补偿费一直没有落实到村民手中，而该村原来的党支部用这些钱投资办厂，赔了20多万元。

　　周长青等人从1999年起向上级单位反映，要求清查村里的账目，支付村民应得的征地补偿费。

　　经历此事后，周长青的支持率很快上升，并当选为村主任。

　　通过这样方式当选村主任的周长青，除了继续向原村委班子要钱外，必须开始思索村子的发展之路。“现在，镇政府由原来不承认，到如今已经完全认可，尽管派到该村一个支部书记，但是双方处得很和谐。”周长青说，在村庄基本实现稳定之后，发展成为了新当选村委会成员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