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结果与东京审判不同
《检证》还从社会角色的横向视角，对不同层面的责任者进行了分析。
《检证》认为东条英机前首相的责任最大，说他是一种“缺乏国际感觉的开战”。东条作为第二届近卫内阁的陆相入阁后，曾着手进行了日美军事力量的比较调查。调查的数字显示日军难以维持长期战争。但是东条却说：“美国缺乏国家的主轴，而我们的帝国却拥有三千年的国体。”于是，“在他当上了最高指挥后就做出了冲入日美战争的决断”。
“东条政治的显著特征就是利用宪兵的镇压和由国家垄断信息。”书中说，东条完全不顾国民追求幸福的权利与内心自由被压抑的痛苦。在战争后期，他集所有的权力于一身，通过发布“誓死不当俘虏”的“战阵训”鼓励决死的“特攻”和所谓的“玉碎”，使大量的士兵丧失了生命。他甚至说过：“在日本，不是飞机在天上飞，而是精神在飞。既然我们的精神在翱翔，就不会输掉这场战争。”
东条之外，《检证》也对允许军部独断专行的近卫文以及广田、松冈、杉山、永野、小矶等指导层重要人物的责任进行了条分缕析。
1948年11月12日，远东军事法庭作出了著名的“东京审判”，东条英机等7人获绞刑，荒木贞夫等16人被判终身监禁。《读卖》认为自己的调查结论与东京审判不尽相同，并在《检证》一书中特别指明。书中认为发起满洲事变的参谋石原莞尔和推动进驻法属南印度支那海军的石川信吾、以及主张对美开战的参谋本部的田中新一等幕僚“负有重大责任”，但是东京审判中他们根本未被作为被告。
另外一处明显的不同，东条一派的陆军次官木村兵太郎和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在东京审判中被判绞刑，但是《检证》认为他们虽然有责任，但事实上他们在领导战争方面的作用并不大。
“到底错在哪里?”
在最后一章里，《检证》将对战争的反思引向深入。“到底错在哪里?”《检证》总结出几条大的教训。首先是军部和政府“误读国际形势”：一方面关东军的侵略挑战了当时主张尊重中国主权的华盛顿体系，另一方面日本与德意结成同盟更是一个“致命的选择”。
第二条受到批判的是日本的“幕僚政治”。书中指出，在昭和战争中控制和左右日本的，主要是陆海军的军部官僚。“这些人以‘统帅权’为盾牌，逐步掌握了人事权、预算分配权、政策决定权。”这些从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毕业后被录用到参谋本部等中枢机构担任参谋等要职的所谓军队精英，“精英意识和封闭主义是他们共通的特征”。
而事实上，这些精英们的实际军事能力很低，而且这些人虽然不断错误地出谋划策，造成战局的恶化，但不仅不承担责任，反而会得到重用，不断晋升。这就造成了日本官僚体制的巨大缺陷。
“议会忘记了自己的职责”成为又一条重要的教训。书中指出：“帝国议会变成了追认昭和战争的机构。虽然控制官僚、制止军部的妄自行动是受国民之托的议会和政治家们的工作，但他们却忘记了这一重要责任。” 由于不赞成军部增加军费要求的藏相高桥是清被杀，议员们对军部逐渐变得唯命是从。“议会最终未对阻止和结束战争发挥丝毫作用。”
《检证》指出的最后一条教训是“轻视生命和人权”。战争期间，指导日军军官和参谋的教典是《统帅纲领》，强调“胜败的主因依旧在于精神上的要素”。同时，军部还向士兵进行即使剩下最后一兵一卒也应拼死战斗的“玉碎”精神教育，并开发出带人炸弹“樱花”和人体鱼雷“回天”等“特攻”武器，种种非人道的行为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而在日本国内，“批评战争的人，不积极合作的人都遭到了宪兵和特高(特别高等警察)毫不留情的镇压。不仅是政治家，就连提倡自由主义的思想家、评论家、学者也成为迫害的对象。作家如果不表露出协助战争的姿态，就不能再发表作品。”
右派的反思比左派有力
渡边率领《读卖》所作的这次“华丽的转身”，曾被批评为“投机”甚至被认为是个“阴谋”，即在日本国际名声不是很好的情况下，为《读卖》自身赚取一些声瞭望。不过步平认为这种批评有失偏颇，他说：“在日本的现有的政治条件下，这么做还是需要勇气的。”
渡边对历史问题的转变，激怒了一些日本的极右势力，甚至他和家人的生命也曾一度受到威胁。有人给渡边寄威胁信，信中说：你的周围的警卫非常严，我们不能去杀你，但是你的孩子，在哪儿工作，每天怎么样去上班，我们都清楚。
今年3月份，在接受《岩松看日本》节目专访时，渡边透露了一个老者的心境：“今年我已经80岁，我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就要去世了，如果我们都去世的话，就没有人讲述以前的事情了。所以我想更加抓紧时间，来对人们教育当时的情况。”
而在给即将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版序言中，渡边写道，之所以出版本书，动机无非是来自这样一种信念：我们对这场战争的非人道性以及其责任的所在必须研究明白，只有本着日本人民自身的良心，获得正确的历史认知以外，才有可能与受害国家进行直率友好的对话。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崔保国与《读卖》相稔熟，在他看来，晚年的渡边达到了权力的顶峰，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思想去做一件事。“检证战争责任的计划未必在报社内部都能得到认可，但是以他的权力和威瞭望可以迅速推行，而且表现为整个《读卖》的立场。”崔对本刊记者说。
《读卖》对这项工作自视甚高，认为这是战后60多年来日本人第一次系统全面地检讨战争历史，渡边的表述，日本“从来没有以日本国或者日本人民的名义自主追求过战争责任”。不过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亚洲太平洋研究室主任晋林波看来，《检证》的内容并没有太多新鲜之处，“许多观点日本学者早已有人说过”。不久前，他在美国时看到了《检证》的英文版。
步平认为，需要用一个较宽广的视野才能对《检证》有清晰的认识。“战后日本反思历史责任，媒体中《朝日新闻》一直比较积极。而其他的反省也是很多的，日本多数知识分子认为那是一场侵略战争。”不过，步平又说，“反思比较深刻的一般都是左派学者，在这个意义上，保守色彩浓厚的《读卖新闻》所作的反思是值得肯定的。”
具体到内容上，步平认为：“如果跟《读卖》以前相比，许多内容都是突破，但如果和进步力量相比，突破也并不那么显著。”但是，他提醒记者，在日本整体保守化的背景下，右派的反思比左派的反思有力得多，影响也更大。
“《检证》是对孩子很好的教育”
“我们收到的反馈中持赞成意见的占大多数，许多人说这是对孩子很好的教育，”滨本良一告诉本刊记者。颇有意味的是，他透露，由于《读卖》在日本被认为是保守的，所以书籍出版后并没有极右势力的宣传车到报社门口来表示抗议，“如果是《朝日新闻》的话肯定会出问题的。”这让人联想到当年持反华态度的美国总统尼克松突然造访中国，打破中美坚冰，非但没有受到民众的指责，反而得到民意广泛支持的往事。
作为《读卖》的一员，滨本如此看待《检证》的价值：日本人以前不敢承认自己的错误或者采取沉默的态度，而现在开始有自信真正去认识那段历史了。
当然，从中国读者的角度考察，《检证》一书也仍然有诸多的遗憾以及与中方观点不尽相同之处。新华出版社在筹划中文版出版的过程中就遇到了这方面的难题。出版社副总编辑黄春峰告诉本刊记者，除了个别带有极右色彩的、有可能伤害中方感情的地方，中文版基本上没做删除，保持了原著的原貌。
不过，在一些地方中文版仍然做了说明。比如，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数字，《检证》如此表述：“有的说是20万以上，有的说是十数万，众说纷纭。历史学家秦郁彦经过实际考证，推测为4万左右。”而卢沟桥事变，《检证》认为是中方放第一枪。另外还有“田中奏折”(指在1929年曝光，由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1927年7月25日呈给昭和天皇的秘密奏章，其中提出“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日方认为是假的”，黄说， “这三处史实，还有一些错误的观点，中文版以‘编者注’形式做了集中的说明，提醒读者注意鉴别。”
中国读者不解渴之处还有，与中国息息相关的南京大屠杀，《检证》基本如蜻蜓点水般一笔带过，未做深究，而对慰安妇和细菌战等热门话题却只字未提。
滨本不久前在美国加州大学举办了一个研讨会，会上有中韩美日学者共同参加。滨本向与会者介绍了《读卖》检证战争责任的计划，并呼吁：“这是日本一家报社所作的，现在应该政府来做这项工作了。”美韩两国学者对此叫好，而中国学者表示这项动议难度很大。令滨本感到意外的是日本学者的态度，“他们对此集体表示悲观。他们说，一是日本政府不会全面开放二战资料;而即使公开了全部资料，日本政府也不一定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读卖》的行为能否影响到日本政府的行为，此时尚难以逆料。“但是对于《读卖》的反思，尽管它还有局限，可如果这样的东西都不能肯定的话，中日的互相理解还怎么办呢?”基于这样的认识，步平和崔保国在接受本刊采访时都表示，对于书中部分篇章后面收录的一些日方学者的右翼言论也不妨完整保留，“这样才可以真正地了解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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