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加木身患两种癌症探遍新疆 奉献成为其代名词

　　和父亲重逢在罗布泊深处

　　■本刊记者／汤涌

　　父女两代人的隔阂，跨越47年的时空，终化于罗布泊的深处

　　许多参加过罗布泊沙漠游的游客，都能听到导游告诉他们:“这里的小山包叫雅丹地貌，中国一个地质学家??不好意思，名字我记不住，陈先生，用他女儿的名字命名了这种地貌。

　　“除了地球物理方面的学者和学生，外人很少有记得我父亲的了。”陈雅丹说，“还有起名字的事，其实是因果倒置了。”

　　罗布荒原上，长年的风力侵蚀，造就了这样陡峭的小土山。陈宗器先生在西北工作的6年里，见得最多的就是各种各样的雅丹。当他在给自己最小的女儿起名字的时候，他一下子就想到了“陈雅丹”。

　　他没有想到这个名字给女儿造成的影响:陈雅丹今年65岁，曾经去过一次南极长城站和两次罗布泊。她现在正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整理父亲的全部日记和手稿，准备出文集。

　　在日记中重新发现父亲

　　陈宗器先生已经逝世47年了。在她的童年记忆中，父亲不太理她，她太小了，父亲又太忙了。父亲逝世时，她才18岁。她是父亲最小的孩子。

　　在80年代，她翻阅家里的旧文献，发现了童年记忆中那个话不多的父亲的另一面。她重温了父亲出生入死、在罗布泊搞测绘研究的日子。

　　即使在今天，去过罗布泊仍然能让一个人拥有一段可向人夸耀的经历。为什么不把第一个走进楼兰的中国学者的故事展示出来?

　　陈雅丹迷上了父亲的故事，那是一本厚重的史诗。“读完之后，明白为什么有人说我的画‘轻飘飘’的。”陈雅丹说。

　　她1987年去了趟南极长城站。不过在内心深处，她更想去楼兰、去穿越罗布泊。

　　她后来又带学生去过甘南，和朋友去过西藏，她现在想去罗布泊。 1997年，愿望实现了。

　　走父亲的路

　　罗布泊有丰富的钾盐资源，当地正在开发一个钾盐矿。在戈壁里，开矿者决定给新开出来的道路命名，有人说，叫余纯顺路，有人说，叫彭加木路。最后，那条路叫陈宗器路。这就是陈宗器在罗布泊人心目中的位置。

　　陈宗器是斯文·赫定最赏识的中国学者，也是他的忘年交好友。1931年和1934年，当时30多岁的陈宗器两次和霍涅尔、赫定考察了罗布泊。在那里，他下定决心，如果有小女儿一定叫她“雅丹”。

　　“原来这就是雅丹!”尽管多次见过雅丹地貌的图片，当进入罗布泊的陈雅丹在第一天傍晚扎营后爬上松软的雅丹顶之后，她还是赞叹造物主的神奇。

　　“这是我的兄弟姐妹!”她当时就是这一个念头。远处的雅丹层层叠叠地连在一起。陈雅丹在这个上面站一会，又到另一个上面站一会。“他们不再孤独，因为我来了。”

　　她追寻着父亲曾经走过的路，她选择纵越罗布泊，纵向穿越的距离要远远超过横向穿越。

　　那个骑士般的父亲

　　那是在第二次进新疆考察的时候，包括陈宗器在内考察队全体人员被军阀的士兵用枪指着。他们要汽油、要汽车。

　　尽管身为外国人，赫定先生被当地军阀绑住，考察队的所有人也都被关了起来。一群士兵哗啦哗啦地拉枪栓，枪口对着赫定，他们想要的，就是考察队的一辆汽车，赫定坚持不给他们，少一辆车会让大家在沙漠中陷入危险。

　　最后赫定妥协了，他对朋友们说:“看在上帝份上，给他们一辆车。不然我们全队的人都会被杀掉!”他自己在生死线上走过无数回，他不忍心队伍里那些优秀的年轻人和他一起这样死去。

　　这是陈雅丹描述父亲和赫定先生遇险的一段经历。在赫定先生眼里，陈是一个忠诚、对工作充满热忱、勇敢坚定的一个伙伴。无论是生死关头，还是水尽粮绝的时候，他都是最可靠的队员和伙伴。

　　在最后一次罗布泊考察结束后，在赫定的大力推荐下，陈宗器去德国留学，研究地磁学。瑞典国王听了赫定讲述的陈的事迹，给陈宗器颁发了代表瑞典探险家最高荣誉的“瑞典皇家北极星骑士勋章”。

　　走向有水的罗布泊

　　陈雅丹来罗布泊的时候，罗布泊不再有水，在过去的湖心，陈雅丹想起她家里那张著名的照片，父亲拍摄的两个船工在水中捕鱼。

　　“这是我印象中的罗布泊。”

　　陈宗器探访罗布泊时的30年代，是罗布泊最后一次拥有如此规模的水面。

　　“等我去看的时候，罗布泊干涸多年了。”陈雅丹说，“我只能想象有水的样子，干涸的湖底没有大头鱼的骨头，看来鱼自己悄悄地转移走了。也有人说，新疆引进了外来鱼种养殖，那些鱼把原始笨拙的大头鱼都吃掉了……”

　　新疆当地有人告诉他，旅游部门有一个打算，不再把各个汇入罗布泊的河流截流或者把水蓄在水库里，而是放进罗布泊，让它重新有水。

　　“这成本太高了，那些灌溉区的农民怎么办?兵团团场人们的生活怎么办。”陈雅丹认为，人口膨胀和对水资源的过度利用，让罗布泊彻底干涸了。

　　出于对罗布泊曾经的浩淼烟波的迷恋，她把写父亲罗布泊探险故事的书起名为《走向有水的罗布泊》。

　　整理父亲的财富

　　陈雅丹家有父亲的日记、资料，她的哥哥和姐姐纷纷把手头关于父亲的一切资料都交给这位最年轻的妹妹。

　　有位朋友在旧货市场上买到了陈宗器流失在社会上的部分手稿。陈雅丹现在把手稿借来整理，每天工作八九个小时，连画画也暂时搁下了。

　　“科学家的字迹真是太潦草了，”陈雅丹这样抱怨着自己的父亲，“有的句子还有语病，还有车轱辘话来回说。”

　　她曾经试图托朋友整理，或者找专业的录入公司，效果都不理想。

　　她现在就是自己亲手完成。

　　陈宗器先生和斯文·赫定等瑞典学者的来往书信和照片，陈雅丹也通过瑞典斯文·赫定基金找到了。

　　一本霍涅尔写他和陈那次探险的书，瑞典愈原文的也被陈雅丹托人买到了。令人头疼的是，全北京懂瑞典语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外文局的一位退休专家给她帮过一段忙，后来觉得这工作太累了。

　　“多数的翻译工作是一位朋友，一位瑞典姑娘帮我完成的。她曾经是瑞典驻中国大使馆的三秘。”陈雅丹说，“她拿着那书看，说出汉语，但是有些词她汉语说不出来。”

　　“比如‘冷得直流鼻涕’，”陈雅丹说，“她就拿出张面巾纸擦鼻子，然后对我说:‘冷’‘冷’……我就明白了。”

　　“整理到今天，我不再仅仅是对我父亲负责了，我整理的许多资料，都是地磁学里很专业的资料，这其实是科学界应该负责的事，我经常要停下来，打电话问地磁方面的老专家某个词的意思。”陈雅丹说，“这批资料不应该被时间湮没。”

　　尽管认为自己跨领域作业非常艰难，陈雅丹还是决心完成父亲的文集。自从“重新发现”父亲之后，她一直被父亲所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的献身精神深深打动着。

　　“我始终认为，他们这一类人——科学家，比我所代表的这一类人——艺术家，更应该获得社会更多的尊重，他们对社会的推动作用更伟大。”陈雅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