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杂志换帅风波 当事人汪晖首次接受采访

　　1999年10月-2000年6月 “长江读书奖”事件

　　“长江读书奖”由李嘉诚旗下的香港长江集团李嘉诚基金会捐资100万，与《读书》杂志共同设立，旨在打造中国的Nobel Prize，设3个著作奖(每部奖金30万元人民币)，3个文章奖(每篇奖金3万元人民币)。

　　首届“长江读书奖”评奖工作从1999年10月启动，特邀名誉主席为费孝通，负责评选的是为此次评选活动所设立的学术委员会，其召集人为《读书》执行主编汪晖、黄平及学者汪丁丁，其常设执行机构工作室由《读书》杂志和港方基金会选派人员组成。

　　评奖结果出台后，学术界颇有微词。引发人们非议的是获“特别荣誉奖”的《费孝通文集》，获“专家著作奖”的《汪晖自选集》和获“文章奖”的钱理群《想起七十六年前的纪念》，因为费孝通是特邀名誉主席，汪晖是学术委员会召集人，钱理群是评审委员会成员。当时的评论中说：“有关的非议之一，是关于汪晖及其《自选集》应否得奖。汪晖先生的学术成就可以暂放一边，汪晖先生的身份(《读书》主编)就使他的获奖令人存疑。”一石激起千层浪，关于“长江读书奖”的争论由此在学术界、文化界热烈展开，以致最终演变成为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一场论战。

　　2001年4月-2002年底 哈贝马斯访华风波

　　2001年初，德国思想大师哈贝马斯应邀访华，在国内思想界造成不小的轰动。哈贝马斯离开之后，历史学者雷颐发表文章称，在一次小型聚会上，哈贝马斯谈到“我看过《读书》主编汪晖的一些翻译成英文的文章，和一些英文的访谈，我本人也与他交谈过，我也读过《读书》另一个主编黄平的一些英文的东西。读了他们的东西，我感觉到他们的观点有为极权、专制服务，为‘文化大革命’辩护的倾向”；“我看他们常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总觉得用得不对劲，他们应该用其他理论来批评中国的改革开放，而不要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此文一出，哈贝马斯文集的译著者曹卫东立即撰文指正，说“除了聚会一事之外，其余均值得严正质疑”；“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中国，哈贝马斯和汪晖之间好像都没有过直接的接触。”

　　到2002年，汪晖在《读书》第5期的“编辑手记”中重提此事：“没有料到的是，我远在异国，而一位‘历史学者’竟然凭空考证出我们见面的情况，还言之确凿地引证哈贝马斯对我的批评。思想的交锋演变为流言也是很有特色的事情。”汪晖的这一文章很快被一些学者批评为滥用《读书》主编的职位和权力，在自己编辑的杂志上以编辑手记的方式对他人进行反击。

　　围绕此事，两派学者又打了一场笔仗。

　　南都周刊记者 甘丹

　　《读书》换主编一事，自公布以来就受到了学界以及许多读者的关注，很多关于《读书》的讨论此起彼伏。前三联书店总经理董秀玉，是邀请汪晖担任《读书》主编的人，而直到2002年她退休之前，她一直也管理着《读书》的相关工作。并且，她是从《读书》创刊一开始就参与其中的人。因此，本刊独家专访了董秀玉，就《读书》换主编事件以及《读书》过去所经历的争论采访了她。而董秀玉也在接受采访后，对一些问题做了自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她表示自己对《读书》换主编的事“看不懂”，她也肯定了汪晖和黄平在《读书》的11年的工作成绩。

　　首先，对《读书》换主编的事情我真是不想讲什么。我这样说也并非刻意回避，只是因为“实在看不懂”它。我不懂为什么太正常的一个主编交替的事，会搞得那么不正常？社领导雷霆手段像办大案要案；学术界笑的骂的一通乱仗。真不知是为什么。

　　而对于和《读书》有关的很多争议我怎么看也看不到具体观点上明确的讨论或争论，满眼都是“新左派”、“自由派”。这些从西方引进的派别观点是否契合中国，我尚有疑问，更不懂为什么别人不承认，也一定要先给人家扣上这帽子。这使我想起反右，给右派分子扣帽子，不管你承不承认，你就是右派！这是很可怕的情景。为什么现在党不给知识分子扣帽子了，有的知识分子自己反而要给不同观点的人扣帽子，并一副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样子？我真的搞不懂。

　　《读书》最近编的六本书，集中表现了这10年汪晖黄平主编期间的一些观点，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放在那里。有哪些错误的、不同意的观点，文风如何，都可以讨论和批评，这样的批评才是正常的、必须的。《读书》创办期间陈翰伯、陈原同志就再三强调，有不同意见可以批评、讨论，但“只用批评的武器，不用武器的批评”，“反对打棍子戴帽子，反对废话空话、帮腔帮调。”

　　至于“长江读书奖”，这更没什么可说的了。这件事是由我主持的，如果说程序等等有缺点，或者事先应考虑回避问题，这都对，我都可以接受和检讨。但如说这是阴谋，那是诬陷；如果说是汪晖以权谋私，那是典型的无中生有、人身攻击。对这些我非常不齿，也随时可以依靠法律还《读书》一个清白。

　　对《读书》的未来。我很奇怪为什么有些媒体的大标题都不提新任主编潘振平。潘是一个正派的学者型的出版人，他是一个有学术能力的人，在思想性和敏锐度上再有加强，应当会把《读书》编好，我对他有信心。

　　7月11日，三联书店正式对外宣布汪晖和黄平不再担任《读书》执行主编，

　　“换帅”传闻终于得到证实。

　　然而，作为事件的核心人物，汪晖却没有再露面。

　　关于《读书》换帅背后的种种，外界猜测纷纭，

　　这时候最应该站出来说话的汪晖却没有任何回应。

　　7月18日，卸去了《读书》执行主编职务的汪晖接受了本报独家长篇专访。

　　一个月之前，本报记者在六卷《读书》精选集出版之时专访过旺晖，

　　那时候他还畅谈了很多对《读书》的种种设想。

　　没想到，时隔一个月，我们的会面谈的却是他的离开，和对《读书》的总结。

　　南都周刊记者 甘丹 北京报道

　　我们担任了11年多的兼职编辑，如果按照现在的规定或领导意见，

　　不再允许兼职，也不是什么问题。我们从未提出过希望留任。

　　问题是为什么要采用这种不近人情，也不符合《读书》杂志利益的方式？

　　为什么明明知道这么做一定会造成震荡仍一意孤行，

　　到底有什么隐情？这个事情上我觉得很气愤，也不可理解。

　　1、回应“换帅”

　　《读书》在经营上并不失败

　　南都周刊：《读书》风格的这种变化，使得有外界评论《读书》的老读者逐渐丧失，这次换主编事件，也有外界猜测是因为杂志发行量下滑的原因。

　　汪晖：《读书》的作者和读者既有延续，也有变化，这是正常的。《读书》在经营上也并不失败。在我们编辑《读书》的十一年中，《读书》的发行量始终在十万左右波动。在这份杂志28年的历史中，是处于发行量高的时期，而不是低的阶段。就是今年，《读书》的邮局征订也是上升的，说明稳定的读者多了。所谓下滑，是自发部分，确有一点下降。且不是指发行量，而是零售回款缓慢。据了解，是由于内部调整，三联书店去年年底没有再给《读书》的发行定指标，今年发现问题后又没有及时调整，也曾出现个别回款错汇到其他账户的情况。这些问题需要多方面协调解决，不能一盖而论推到编辑工作上来。

　　有些以“好读”为宗旨的同类刊物，发行量始终无法与《读书》相比，这说明发行问题与他们所说的风格问题并不是他们想象的那种关系。说到底，《读书》并不是以发行量为目的的思想评论刊物，这是创刊伊始的宗旨。但如果要说发行量的话，在同类型的杂志中，《读书》是唯一靠着发行量就能赢利的杂志。当初董秀玉总经理规划定位三联的刊物，就明确《读书》是严肃的高层次的文化思想刊物，《新知》(待办)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结合的中等程度的知识刊物，《生活》则是文化大众刊物。她依靠广告把《生活周刊》支撑了起来，却小心翼翼地限定《读书》只许做一点书的广告，能不做更好。希望保留一个非商业化的纯粹的思想刊物。

　　现在有些人把经营问题与刊物风格问题混为一谈，我想是有人要为免除我们的职务找借口吧？

　　我从未提出过希望留任

　　南都周刊：三联领导们对外公布，说是因为编制问题，所以换掉你和黄平，那你接受这个理由吗？

　　汪晖：过去几年中，我们多次讨论过退出《读书》杂志的问题。在抵制前任总编辑汪季贤对《读书》的改组行动和出版所谓《读书》公务员版的荒唐举措之后，我们正式地与三联书店领导谈过离开《读书》的问题。为了稳定汪季贤走后的局面，三联书店领导希望我们能够留任，我们同意了，但建议三联书店在适当的时候提前告知一个过渡时间表，以避免因为我们的离开而造成不必要的震荡。今年我们编辑出版了六卷《读书》精选，部分的原因，也是为了回顾和总结这十年的工作，为过渡做准备。《读书》编辑部的年轻编辑早已成熟了。

　　但这次三联书店对《读书》的改组却完全没有先兆。六月中旬，他们约我和黄平谈话，由于黄平出差，我们约定六月二十一日会见。但这天上午《新京报》登出了“《读书》换帅”的报道，让我们十分惊讶。在这篇报道中接受了采访的副总编辑樊希安事后对我说，他从未接受采访，那完全是媒体的炒作。7月3日和7月10日，三联书店党委书记和副总编辑约我两次见面，所谈内容大致一样，即根据新的规定和出版集团领导的意见，不再允许兼职主编的存在。在第二次的谈话中，他们又特别强调说，集团领导高度重视《新京报》的报道，担心媒体炒作，因此要求尽快处理此事，立刻交接。黄平和我从未对离开《读书》杂志表示过异议，我们唯一的希望是从保护《读书》出发，完成平稳过渡，但三联领导和他们的上级显然觉得哪怕晚一天完成过渡也会带来不测，实在让人费解。

　　我们担任了11年多的兼职编辑，如果按照现在的规定或领导意见，不再允许兼职，也不是什么问题。我们从未提出过希望留任。问题是为什么要采用这种不近人情，也不符合《读书》杂志利益的方式？为什么明明知道这么做一定会造成震荡仍一意孤行，到底有什么隐情？这个事情上我觉得很气愤，也不可理解。在我看来，这种做法遭到绝大多数编辑的反对是必然的。

　　南都周刊：那真正换掉你和黄平的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

　　汪晖：我不清楚，也并不在意。董秀玉退休之后，除了与潘振平先生较为熟悉之外，我们与三联领导层、甚至分管领导之间几乎没有什么交流。汪季贤时期在发稿问题上限制较多，我们有矛盾；现任领导的风格也大致如此，但我们之间并无直接冲突，主要是在稿件问题上出现分歧，在撤稿上，他们都是直接向编辑部发指示。我们不是三联书店的编辑，对于主管领导而言，感觉“不好管理”大概是确实的。

　　三联书店是一个有文化传统的出版社，历任的总编辑都注意与知识界、文化界的人沟通，但这样的状况自从董秀玉离开后就发生了变化。上面派来的负责人往往与知识界完全无关，他们也没有与学者或知识分子沟通的意愿，对于《读书》这样的杂志既无理解，也无尊重。说起来也有趣，现任党委书记与现任主管《读书》杂志的副总编辑与我们之间的第一次会谈，就是讨论我们离开的事情，时间是今年7月3日，也即三联社委会改组方案落款的那一天。这种管理方式的效率实在是高。

　　《读书》有自己的传统和独特的空间，我们发表文章的尺度相对而言是比较自由的。董秀玉担任总编辑的时候，只要碰到困难，她就会设法帮助我们解决，没有她的支持、理解和默默奉献，《读书》杂志不会有后来的局面。但这样的默契在后来的领导者那里就完全没有了。他们按照规定做事，但我们也不大懂得那些规定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感到不满，因为这对《读书》的讨论势必造成伤害；他们感到为难，因为我们不那么好掌控或管理，可能给他们添麻烦。这可能是一个因素吧。

　　就像大家都知道的，《读书》在过去十年中发起过各种讨论，也时时引起争议。就像《新京报》的报道所显示的，不同的力量是一直在运动着的。但三股力量有无直接联系，或者是怎样汇聚到一起的，我并不清楚。我说的三股力量是：官僚体制加强统一管理的力量，总想夺取或取消《读书》这个思想平台的某些人物的力量，以及诸如《新京报》这样的你弄不清是官方的还是市场的媒体力量。

　　“组织解决”让人悲哀

　　南都周刊：也有不少人认为你离开《读书》是好事，你怎么看？心里会不会不太能接受？

　　汪晖：对我个人而言，有更多的时间做研究，这是好事吧。过去十年中，为了《读书》的讨论，黄平和我都付出了很多辛劳。《读书》成为某些思想讨论的发源地和中心舞台，在中国和其他一些地区，都产生了影响。有人为这样的讨论而兴奋，有人不喜欢这样的讨论，也有人希望取而代之，这在过去十年中已经是一次次发生的事情，我们早已习以为常。对于今天的变局，有人感到痛心，也有人弹冠相庆，大概都是自然的。我为思想讨论最终诉诸“组织解决”而悲哀，但对离开这件事情早有准备。这一切既出乎意料，又在预感之中，熟悉《读书》是多年来的风雨道路的人，可以轻易地发现这里面的某种逻辑或轨迹。

　　南都周刊：对于《读书》的未来发展会担心吗？

　　汪晖：《读书》编辑部的各位编辑与我们共同奋斗了十一年多，经历了这一时期最为激烈的争论和风雨。他们不但是优秀的编辑，而且也是对思想讨论和文化事业抱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他们在为守护这个思想空间而努力。潘振平先生长期主持《三联生活周刊》的工作，与学术界保持了密切联系，由他来主持《读书》，我乐观其成。我会一直关注着这个空间，关注着他们的工作。

　　在《读书》二十八年历史的每个阶段，这份杂志都在回应时代变化，完成自己的不同使命。变化是必然的。

　　最为重要的是：社会在变迁，《读书》做过的许多工作已经生根，一切都不会倒转的。

　　插图：1996年第五期《读书》封面。从这一期开始汪晖接替沈昌文担任执行主编。

　　2、回顾历史

　　现实的声音让一些人不舒服了

　　南都周刊：上世纪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的思想界越来越多争论，这一点在你接任《读书》之后似乎表现得也很明显。

　　汪晖：9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化，许多新的社会问题随之而来。如果80年代的主调是改革开放的话，现在我们面对着改革过程带来的各种新问题。没有反思，便不可能有进一步的改革。在效率与公平、发展与生态保护、私有化与劳动权利、市场化与社会保障体制，以致如何看待中国的传统，如何理解现代的历史，如何判断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角色等一系列问题上，知识分子之间产生了重要的分歧。

　　归根到底，这些问题的核心就是中国究竟走什么道路？1989年以后，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思考的关键所在。

　　许多知识分子认为全球化会把我们带向大同社会、永久和平，但如何解释今天全球格局中的垄断、霸权和战争，如何解释全球化过程所产生的新的不平等？也有知识分子对俄罗斯和东欧改革的全面肯定，认为我们仍然应该“走俄国人的路”——这里说的是叶利钦时代的俄国道路，也就是自发私有化和民主化的道路。如何看待叶利钦时代的改革？《读书》就曾发表过一系列文章，分析自发私有化过程引发的社会分化，也讨论过如何才能避免民主化过程被少数寡头所操控的问题，这在资本与权力的关系日益密切的条件是必然会发生的问题。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中国知识界拿不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来。不但对于东南亚国家的危机说不明白，对于中国为何能够幸免于难也没有给出真正的解答。这个状况在我看来是新的教条主义的结果。我们约请许宝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等学者做了比较透彻的分析。这些文章的观点与当时中国知识界的主流看法很不一样，但事后证明他们的分析是最有解释力的。

　　1998年以后，围绕着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角色问题，《读书》也曾发表立场截然相反的文章进行争论，那个时候火药味已经很重了。到2004年前后，知识界围绕私产入宪、物权法和国企改革等问题的争论趋于白热化，《读书》也发表了观点和立场都很不一样的讨论文章，其中一些文章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南都周刊：而当时思想界争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分化。简要地说：你觉得造成这种分化的原因是什么？

　　汪晖：我一直不同意“新左派与自由主义”这个两分法，这个说法是误导性的。我认为这场争论是批判的知识分子与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争论。自由主义的左翼如果不被这个思潮所裹胁，也就可能对新自由主义思潮进行批判和抵制。许多知识分子简单地将市场化、全球化、私有化视为普遍的、绝对的价值，拒绝对这一过程所产生的问题进行反思，其结果不但是忽略了而且是掩饰了这一过程带来的严重社会分化、环境灾难。

　　我前面谈到对俄罗斯的自发私有化的讨论，这个讨论其实是与对中国的私有化过程的反思密切相关的。从理论上看，批判的知识分子关注资本与权力、市场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分析两者在现实进程中的实际关系；而新自由主义者则从古典经济学的信条出发，强调市场、私有产权的绝对道德优势，而忽略市场化过程和所谓产权明晰化过程中产生的矛盾。他们强调效率优先，强调国家退出，强调面包做大，却无法面对现实生活中资本与权力之间的复杂的关联。这些口号的简陋和由此引发的问题，在今天大概已经看得十分清晰了。

　　从1998年起，《读书》开始持续地讨论教育改革的问题；1999年底，《读书》开始了三农问题的讨论；2003年以后，《读书》发表了对于医疗体制改革的批评文章，与此同时，有关生态环境、私有产权、劳动产权、国企改革、知识产权等一系列问题的讨论也在展开。你们大概会记得温铁军、李昌平、陆学艺等有关三农的讨论，记得王绍光、陆广莘等有关医疗改革和中医问题的讨论，记得崔之元、甘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和产权问题的分析。他们的声音影响较大，但并不在于声音高、数量多，而在于触到了敏感的神经。通过公共讨论，这些想法对于国家的社会政策也产生了影响。我想这是许多自居为主流的人感到不舒服的原因吧。

　　产生这些争论的根本原因是现实的变化本身：三农危机、生态危机、贫富分化、改制过程中的大规模腐败和不平等，以及全球化过程中的霸权构造、战争和动荡等等动摇了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形成的一些乐观信念。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