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杂志换帅风波 当事人汪晖首次接受采访

　　《读书》不是某一派的阵营

　　南都周刊：中国的思想界发生了这些变化，不同观点的学者也有分化，这个特点也表现在了《读书》杂志上，这是否也是《读书》在你接手后，遭遇很多讨论的原因？

　　汪晖：分化是必然的，争论也是必然的，但我不大喜欢简单地用派别的观点来对待争论。

分歧最好在具体的问题上展开，一旦化约为派别，就往往是在争输赢，不是在讨论问题了。《读书》有自己的取向，但并不等于说就是某一派的阵地。你只要看一看这十一年中为《读书》写作的人的名字就可以了，他们不可能被划在一个单纯的派别里，以经济学而言，杜润生、吴敬琏、张维迎、樊纲、梁小民、汪丁丁、秦晖、崔之元、王绍光、瞿宛文、许宝强、左大培、温铁军、盛洪、张曙光、茅于轼等等能说是一个派别吗？以人文领域而言，金克木、黄裳、李泽厚、钱理群、甘阳、孙歌、刘禾、李零、何怀宏、陈来、葛兆光、张汝伦、陈嘉映、李陀、赵京华、曹卫东、杨念群、刘健芝、戴锦华、陈顺馨等等，能说是一个派别吗？以社会科学而言，费孝通、王铭铭、朱苏力、信春鹰、钱永祥、夏勇、梁治平、郭于华、陆学艺等等，他们算是一个派别吗？的确，崔之元、甘阳、温铁军、王绍光的文章都引发过讨论，但以比例论，他们发表的文章并不比其他的一些作者多。与其问为什么我们要发表这些文章，不如问为什么恰恰是他们的文章能够引发争论呢？其实，如今媒体和各类学报充斥了主流的声音，为什么就不允许《读书》发表一点不同的声音呢？对我来说，能够提出真正的问题的文章就是值得发表的文章，无论有多大压力，无论这样的声音是多么孤立，我们都坚持发表。有不同的意见，可以发表文章讨论，但绝不应该扼杀这样的讨论。

　　南都周刊：实际上，你接任《读书》后，在让它风格转变后，并且积极地谈论社会问题、思想问题后，它势必要面临这些纷争。所以说，这些讨论和批评是不可避免的，会不会觉得这是你为自己和《读书》挑上的一个沉重的担子？

　　汪晖：我觉得这是《读书》应该承担的使命，我也愿意面对这样的挑战。在过去十多年中，有几家杂志愿意做这样的事情？

　　我的不满也包含对自己的不满

　　南都周刊：你说到你对当时知识界的状态不满？

　　汪晖：我的不满也包含了对自己的不满。我希望拓展思想视野和知识视野。如果没有三农问题的大讨论，中国乡村和农民的命运很难进入知识分子有关市场化、全球化的讨论，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吧？我们谈全球化，眼睛里面就是西方，主要是美国，我们有多少人从印度、越南、尼泊尔、非洲、拉丁美洲的角度回望中国呢？我们的开放是单向的开放，它的另一面就是封闭。这个格局要打破。《读书》杂志发表了许多关于亚洲的讨论，也发表了一些关于拉丁美洲、俄罗斯及东欧国家、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讨论。我们希望从一个世界性的眼光来判断中国的状况，也希望通过对中国问题的探讨，理解当代世界的状况。为了扩展我们的视野，《读书》邀请了日本、印度、韩国、东南亚、欧洲、美国以及台湾、香港的学者与大陆的许多重要学者一道讨论，并发表文章。这些讨论从一些侧面正在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但我们所做的，还远远不够。这些工作需要大家一起来做。

　　南都周刊：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的思想界面临着很多有待解决的问题，同时很多西方的理论也在这时被陆续介绍到中国。新的问题、不同问题的争论使得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也处于一种迷茫期吧，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一个过程，也许并不是知识界不想去解决和讨论它？

　　汪晖：迷茫是探索过程中的常态，这不是问题。问题是新的思想封闭症的出现，也就是在讨论中不承认自己的迷茫，总想拿自己的常识当绝对真理，甚至对别人的思想探索采取敌视的态度。我在这里只是做一点假定：假定十多年前，知识界的主流不是否定或扼杀有关自发私有化及其危机的讨论，我们的国企改革也许不致产生如此众多的问题？假定在我们反思发展主义问题时，知识界的主流不是将这些思考当做无关痛痒的胡言乱语，我们的生态危机和社会分化也许不致如此严重？假定我们早一点对全球化过程的霸权的和垄断的构造进行思考，也许我们在许多方面上会做得更好一点？我提这些问题的意思不是别的，而是强调心灵开放的重要性。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任何时候都是需要的。有些知识分子不愿意面对问题，而总是将矛头对准展开讨论的思想平台。在我看来，扼杀思想空间和拒绝反思是危险的。

　　南都周刊：这些是你对知识界的一些不满意，你非常关注的一些话题。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换一个人当《读书》的主编，可能这些问题就不会被关注，或者就从另一个角度去考虑。你个人的色彩在《读书》……

　　汪晖：这并不仅仅是我个人的问题。杂志就像人一样，也有自己的个性，这不是问题。如今没有个性的杂志，千篇一律的杂志到处都是，他们或者是大众性文化读物，甚至也可能是核心期刊，但我们很少听到有人发表批评和不满。《读书》有这么多优秀的、杰出的作者，它的色彩来自这些作者，而不是来自编辑，编辑工作说到底只是一种服务工作。除了在与编辑工作相关的场合，黄平和我很少以《读书》编辑的身份活动；如果不是许多攻击直接地针对我们个人，我们实在不愿意以现在这样的方式接受采访。我们更愿意安静地做点服务工作，如此而已。

　　插图：2007年第七期《读书》封面。再过一期，汪晖的名字将不再出现在“执行主编”一栏。

　　3、面对批评

　　“长江读书奖”是一个悲剧

　　南都周刊：你接任《读书》之后，《读书》和你本人都经历几次重要的风波，比如“长江读书奖”事件，比如高默波事件和哈贝马斯访华引发的编辑手记事件。导致这些事件发生的原因，很多人把它们看成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争论。

　　汪晖：这些事件背后有思想争论的因素，但事件本身不能被归结为所谓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的争论。“长江读书奖”是一个悲剧。本来是一个正常的也是相当认真的评奖，偏偏因为我的得奖而遭到攻击和非议。程序是由大家制订的，结果是根据这个程序产生的，如果认为程序有问题就检讨程序。我人在美国，没有参与这个奖项有关的任何工作。现在评奖的公信力差，任何巧合都可能引发怀疑，这是正常的；但不正常的是有些参与其事的人有意误导舆论，对我个人进行攻击。坦白地说，我本来是准备起诉这些人的，但考虑到思想讨论的气氛可能因为诉讼而遭到进一步的打击，我没有这么做。但这些事情使我对这些所谓知识分子的动机产生了根本的怀疑。

　　发表高默波的文章本是很平常的事情。高默波是一位优秀的学者，他的英文著作《高家村》是仅见的从农村的角度研究“文革”的著作。我读过他对“文革”的研究文章，是深入的思考和反思，从未回避那个时代的悲剧。“文革”发生迄今四十年了，我们的研究集中在一些重大事件上，反思的视角大多也是国家的、高级官员的、知识分子的、下乡知青的，我们很少听到从农民的角度叙述的“文革”，也很少听到从工人的角度叙述的“文革”。我们只是希望通过发表这样的文章引发进一步的讨论。结果文章发表之后，《南方周末》发表了一大版文章，有位所谓“自由主义者”指控我们要为“文革”翻案。这些人不是就事论事地讨论，而是将矛头对准发表文章的思想空间。他如愿以偿了：有关方面的文件中提到了《读书》的文章，我们不再能够继续这样的讨论了。

　　更可笑的是利用哈贝马斯这样的公共人物之口，攻击《读书》杂志为“专制”辩护。与他们的观点不同就是为“专制”辩护？这样的逻辑未免过于荒谬。我当面问过哈贝马斯先生，他对这些人利用他来攻击我们十分不解；曹卫东先生、黄平先生等在场的学者也专门写文章证明他们的说法不过是造谣和谎言。他们攻击的并不是黄平或我个人，而是作为《读书》杂志主编的我们，为了保护杂志的声誉，我们当然有必要对流言加以澄清。我实在不明白，这就是他们讨论问题的水准吗？这是对思想讨论的伤害。

　　十一年中，围剿《读书》的事情发生过多次，为了打倒我们，那几位似乎什么事都可以做的。但平心静气地想一想：他们自己在讨论中到底提出过什么重要的问题，做过哪些认真的研究？他们的精力更多放在攻击别人上。我觉得他们看起来更像是思想的宪兵，与自由主义毫不相干。

　　南都周刊：比如“文革”这种话题，它是充满很多情绪性在里面的。而且尤其这个问题跟知识界、思想界是紧密联系的。讨论这样的话题的时候，不是应该有更多的考虑吗？

　　汪晖：可以有更多的考虑，但不能变成思想的禁忌。为什么“文革”的研究最多的是在国外？因为我们的禁忌太多，有些是来自国家的禁忌，但也有很多是来自知识分子自身创造的禁忌。不同的人对历史的体验可以是不一样的，但并不代表哪一种就是正确的。我们只有把多方面的东西呈现出来，才能够看得更全面一点，也才能把握住问题的关键。当然，打破禁忌不但需要勇气，也需要思想的能力和深入的研究。

　　《读书》选择了承担

　　南都周刊：范用先生曾经说过，《读书》杂志创办之初，根本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创办之初的《读书》所肩负的内容好像要轻一些。而在你接任之后，我觉得你似乎给《读书》赋予了更多的责任，它所担负的内容越来越重。

　　汪晖：这种责任从《读书》创刊一开头就有。《读书》杂志从李洪林的《读书无禁区》，到王若水等人关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讨论等等都是严肃的理论探索，80年代中期关于存在主义和现代化问题的讨论也同样如此。在80年代，《读书》还起着一个介绍新知的作用，这个功能仍然在持续，但发生了变化，原因是在如今的翻译格局和知识状况下，只是一般的介绍恐怕不能起作用了。90年代前期，适应着当时的社会转化，《读书》的取向有一些变化，但不能说这份杂志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面貌。相对而言，在80年代，改革开放就是基本意识形态，而随着社会的分化，到90年代改革共识面临危机，这是需要独立思考的时代，也是许多知识分子展开了他们的思想探索的时代。《读书》必须反映这些思想探索。

　　今天的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真实的大转变。迅速的发展也伴随着社会危机的积累，没有反思、一味地将所有文化空间当作文化消费的场所，这是很危险的。我不但认为《读书》应该承担这样的责任，而且还希望出现更多的讨论空间。老实说，大部分媒体对于《读书》的报道从未真正触及到底我们做了怎样的讨论，为什么需要这样的讨论。他们纠缠的就是什么“好读不好读”或者“新左派”的话题，可悲的是，连许多学者也跟着这些话题起舞，实在让人费解。

　　我从来没有觉得满意过

　　南都周刊：然而一直以来你的很多观点，还有《读书》发表的一些观点却遭到很多人的批评，这些批评难道不是代表着一部分人的声音？

　　汪晖：有批评难道不是正常的事情吗？知识分子的讨论都和大众传媒一个调就是好事吗？鲁迅当年用“无声的中国”描述当时的社会，所谓“无声”不是没有声音，而是只有一种声音。听起来嘈杂得厉害，但其实大同小异。今天的中国不是声音太多，而是声音太单一，那就是发展的声音，消费的声音，争权夺利的声音。中国有那么多杂志，能够引发讨论的并不多，这样就好了吗？批评总是代表着一部分人的声音，如果这种声音写成了有质量的文章，我们就乐意发表。思想讨论要追究的是谁对谁错，不是有没有不同意见。不同意见再多，对的还是对的，错的还是错的。如果知识分子的思想讨论都要用大众传媒来评胜负，那不是知识分子文化的沉沦吗？

　　前两天有一个记者问我，某些作者的一些看法还没有得到大众社会承认。但是，大众社会是谁呢？它是根据自己的报纸来判断这个大众的吧。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的报纸面对的所谓大众只是很有限的一部分人，主要是城市居民中的白领阶层，这个大众概念就很可疑，因为它是把绝大多数的大众排除在外的大众。你们调查过几亿的农民什么看法吗？你们调查过工人什么看法吗？以我有限的经验和调查，工人、农民的看法与如今媒体中“大众观点”相差实在十分遥远。我在谈论这一点的时候，也没有把《读书》排除在外。我们要知道自己的局限性。

　　在《读书》十年精选中，我们编了一本《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为什么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这么重要？因为我们的分歧不仅发生在具体的问题上，而且更发生在我们看待这些问题的不同视野之上。一个了解三农危机的人就不会对于城市的发展一边倒地叫好，一个对俄罗斯和东欧改革当中的经验和教训做过研究的人，也不会对国企改革、土地私有化抱有那么不切实际的(或过于实际的)幻想，一个研究了民主制度在不同社会中的经验的人对于政治改革的看法大概不会停留在奢谈“三百年来人类的共同道路”的层次上。重构的过程是多元的、多样的，不是一律的，但这个重构过程能够扩展我们的视野，造成一个新的思考的空间。我们做得很不够，但这是《读书》努力的方向。

　　如果有人批评我们的片面性、局限性，或者指出我们的讨论不够深入，我完全乐意接受，也十分欢迎。但要是有人试图取消这样的讨论，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南都周刊：回顾十一年来看的话，总结一下你在《读书》自己做的东西，大体上满意吗？

　　汪晖：我从来没有觉得满意过。我们讨论的深度有待开掘，还有很多问题没有真正地触及，也希望在文体上不断改进。我常常提醒我自己和我们的年轻编辑：我们在讨论重大的社会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也只是在一部分人当中关注的问题；我们讨论三农问题，也不等同于我们已经把几亿农民的声音带了出来。但认识到这些局限不是否定这样的讨论，而是要深化这些讨论。在90年代以来的潮流和媒体环境下，《读书》把这么多不同的声音推出来，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老实说，已经非常不容易。这不是《读书》或者我们这些编辑有什么功劳，而是那些真诚的思考者和研究者的贡献。我在这里要向这些思考者和研究者致敬和感谢！

　　就像做人一样，最重要的是不要丢了基本的格调。在今天的环境中，哗众取宠很容易，讨好这样的那样的势力很容易，趣味向下滑落很容易，但要坚持自己的思想格调反而是件很难的事情。我对《读书》的编辑们在风雨中的认真和坚持有点儿自豪。

　　南都周刊特约撰稿 刘铮

　　美国

　　《纽约时报书评》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缩写NYBR)是中国人比较熟悉的书评刊物，以往董鼎山、冯亦代等老先生在《读书》上写文章绍介海外新书，恐怕就常仰赖 《纽约时报书评》 ——没读过原著，光凭人家写的书评，就能敷衍成文，也算是功夫罢。《纽约时报书评》 的长处是资讯快，紧跟热点，有点 《中华读书报》的意思。文学性书籍的评论倒还好，学术类著作的评论就非其所长了。应该说，它跟 《读书》 面向的读者群不甚相同。

　　《纽约书评》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缩写NYRB)在知识界影响大，不过许多人对它并非真的了解。首先，它一年出刊20期，周期比 《纽约时报书评》 长。其次，虽说它面向广大美国知识分子，但其编刊风格也显示出一定的偏好及偏见，比如，它留给哲学的篇幅本来就相当少，而对欧陆哲学，如德里达、齐泽克这类哲学家的著作，则是从来不予评论的；《纽约书评》 重视历史，分量最重的是美国史，其次是欧洲史。第三，《纽约书评》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核心撰稿团队，不像 《纽约时报书评》那样想找谁写就找谁写，没个准儿。第四，《纽约书评》 在政治上属于中间偏右，它的几位政治类核心撰稿人，如Timothy Garton Ash、Ian Buruma等，皆是如此。

　　《纽约书评》 与 《读书》 的主要差异在于，尽管它也刊登一些一般性的评论，但绝大部分文章还是针对刚出版的新书的，不像现在的 《读书》，似乎不怎么谈具体的新书，就算谈，也每每只当是作者自己发议论的由头。在形式方面，《纽约书评》 的文章篇幅都很长，能把新书评得比较透，《读书》 “短长书”栏目里那类短小的文字，在《纽约书评》 里是找不到的。

　　英国

　　吴尔夫、艾略特给 《泰晤士文学副刊》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缩写TLS)写稿的时候，它是文学界最显赫的评论刊物，如今，它已经有些沦落了。作者不甚齐整，关注点也不见新意，基本上成了一份纯书评杂志。

　　相比之下，《伦敦书评》 (London Review of Books，缩写LRB)要耐读些，它基本上就是一份“英国版 《纽约书评》 ”。

　　上面提到的这四种杂志，在装帧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们皆为“报纸本”，开本大，纸质粗。这跟 《读书》 是不同的。

　　英美国家杂志数量庞大，专业的不提，像 《纽约客》(New Yorker)、《大西洋月刊》 (Atlantic Monthly)这类著名的综合性文艺刊物里，每期必登一两篇书评，而英国的文化政治杂志《旁观者》(Spectator)则有半本的篇幅都登书评，再加上《哈德逊评论》(Hudson Review)、《威尔逊季刊》(Wilson Quarterly)之类的人文杂志也有大篇幅的书评，因此，上面四种专门的书评刊物尽管极有名，但并没有在读书界占据垄断性地位。而在中国，《博览群书》、《书城》、《中华读书报》、《文汇读书周报》等报刊似乎仍无法撼动《读书》的龙头位置。

　　法国

　　法国的《读书》(Lire)跟中国的《读书》实际上完全不是一码事。法国的《读书》是面向最一般的读者的，上面每期都有即将问世的长篇小说的选段，中国知识分子气息极重的《读书》杂志怎么会登这类玩意儿呢？法国的《读书》策划的专题、访问的作家也都是流行性的，缺乏深度。总体上说，它是本平庸的杂志。

　　法国最好的书评类刊物或许是 《文学杂志》(Le magazine litteraire)罢。它的标志是每期一个专题大策划，比如“加缪专号”、“印度专号”、“精神分析专号”等，占去三分之一到一半的篇幅，剩下的则是新书评论和作家访谈。

　　法国的《读书》和《文学杂志》都是用精美的画报纸印的，图片极丰富，跟中国的《读书》只有文字和漫画的素朴风格大相径庭。与中国的《读书》接近的倒是巴塔耶创办的《批评》(La critique)杂志，这份思想类杂志原来比《读书》厚一点，现在则比《读书》薄一点，文字艰深，思想尖锐。要论形式，两者接近；要论内涵，《读书》瞠乎其后。

　　法国与《泰晤士文学副刊》类型一致的杂志叫《文学半月刊》(La Quinzaine litteraire)，也是“报纸本”，纯登新书书评。

　　德国

　　德国的书评杂志也不少，有两种非常接近的，一种叫《图书杂志》(Buchjournal)，一种就叫《书》(Bucher)，它们都跟法国的《读书》很像，面向大众，主攻小说。

　　深入一些的是《文学》(Literaturen)杂志，内容不仅限于文学，跟法国的《文学杂志》很像。这三种都是用精美的画报纸印的。看德法两国的文化刊物，最让人感慨的恐怕就是印得真漂亮。

　　欧美国家书评类刊物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对文学给予极大的关注，最出风头的肯定是小说家，照片到处登，他们的模样老百姓都熟悉。中国的《读书》就不同了，沈昌文时代的《读书》对文学，尤其是外国文学，还是相当重视的，到了汪晖时代，当代中国文学和当代外国文学这一翼几乎完全割舍了。

　　日本

　　日本是世界上出版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人文类杂志很多，综合性杂志更多，从《文艺春秋》到《新潮》，再到《文学界》，不管是综合性杂志，还是纯文学杂志，上面都有书评的位置。相比之下，专业的书评刊物似乎影响甚微，在知识界不成什么气候。读者较多的书评周刊是《周刊读书人》，而由讲谈社出资创办、兼有宣传自己出版物任务的杂志《本》也具一定知名度。但从影响大小和订户多寡的角度来讲，《周刊读书人》和《本》都没法与中国的《读书》相提并论。

　　也许，再也没有一份思想文化类刊物能像《读书》这样牵动着中国思想界的神经了，即便是一次看似平常的人事变动——担纲《读书》主编逾十年的汪晖先生日前卸任——也引来坊间异乎寻常的关注、猜测与解读。

　　一份刊物受到异乎寻常的关注，与刊物本身的特殊性有关，更与刊物生存的特殊语境有关。

　　汪晖主政的《读书》十年，既是《读书》风格从大众知识分子言说向学术性思想评论转型的十年——这暗合了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整个思想界的风气变迁——也是中国思想界分化最为深刻与剧烈的十年。

　　这十年，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从浮出水面到持久较劲；这十年，以新儒家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异军突起；这十年，自由主义、“新左派”、新儒家三角结盟又各持己见，上演“三国演义”。

　　而在中国思想界呈现出来的十年复杂流变中，汪晖与他的《读书》不仅是见证者，更是参与者，不仅仅提供了舞台，还表演了节目。十年《读书》，是中国思想界十年流变的一方平台、一面镜子、一张标签。

　　一份杂志的汪晖时代结束了，一个时代的思想变迁不会结束。

　　借《读书》换帅之机，我们邀请学者梳理与总结中国思想界十年，当然并不是为了纪念一份杂志的变局。

　　看法·访谈 编辑 吴金 美编 康哲峰

　　刘军宁：我不知道《读书》近10年都做了什么

　　南都周刊记者 陈建利

　　插图：刘军宁，安徽人，曾为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研究员，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现为文化部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策划有《公共论丛》、《民主译丛》、《公共译丛》、《政治思潮丛书》，著有《民主、共和、宪政》、《权力现象》和《保守主义》等著作。

　　思想界分化还在继续

　　南都周刊：9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知识分子迅速分化，主要分为两派，学界分别以“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称之。你如何看待这种分化？

　　刘军宁：这种分化现在还继续存在。90年代初是分化的形成期，对中国问题不同的看法和由此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现在更加明朗了，并没有弱化、改变或者往其他方向发展的趋势。

　　南都周刊：与80年代比，90年代世界大环境与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发生了哪些变化？

　　刘军宁：中国90年代以及现在面临的问题与80年代相比，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没有发生变化，主要还是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甚至可以说，中国近代一百多年来面临的就是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变化。只是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和表达方式。但根本的、主要的问题，并没有改变。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中国问题的两个层面”。一个是制度层面，一个是价值层面。制度层面一直在求变，但制度层面的变化没有价值层面的支撑也是不行的。

　　南都周刊：这一分化主要是知识分子观察问题的视角和价值取向不同造成的吗？

　　刘军宁：与视角的关系不大，更多是价值取向的不同造成的，其次，可能与个人的利益密切相关。首先是价值(不同)，其次是利益(不同)。对中国问题大家有不同的看法，就像有人要抽烟，有人反对抽烟一样，双方可能都有道理，但的确是不一样的。

　　南都周刊：在你看来，“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主要分歧在何处？

　　刘军宁：主要的不同是对中国现状和性质的看法以及对由此提出的问题的解决方式。徐友渔写过一篇文章，对此曾有详细的总结。

　　在我看来，两者的分歧根本在于，“自由主义”眼中的最高价值是“个人的自由”，“新左派”的最高价值是“集体的权力”。

　　南都周刊：这点能说具体点吗？

　　刘军宁：比如说“自由主义”主张市场经济、主张把权力交给个人，“新左派”主张把个人权力交给国家，由国家来干预，由国家来平衡。

　　我基本上不看《读书》了

　　南都周刊：自由主义者往往将汪晖主政的《读书》视为“新左派”的主阵地，你如何看待汪晖主导下的《读书》？

　　刘军宁：从90年代以来，我基本上不看《读书》了，不太知道《读书》近10年来都做了什么。只是从网络上，或者别人提到的文章中略微知道一点，有那么一点点印象，不好评价也无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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