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山鹰社登山队员：从来没和死亡那么接近过

资料图：北大山鹰社

资料图：祭奠死难队友

　　当第一次有队友清楚地告诉我“A组没了”的时候，我的脑海里一片空白——

　　从来没有和死亡那么接近过

　　王淼

　　编前：

　　A组的“A”，像极了山峰的模样。

　　2002年8月7日，北京大学山鹰社登山队A组，5个年轻的生命永远地留在了西藏自治区聂拉木县境内的希夏邦马西峰上。

　　死亡是每一个登山者都必须要面对的，但是，当死亡真正变成不得不面对的事实，它带来的痛苦与悲伤却始终是无可名状的。

　　本文作者是5年前那支登山队的成员，亲历了山难，切身感受着巨大悲痛带来的情绪起伏，也在默默承受和化解着突如其来的心理创伤。

　　事件回放：

　　2002年8月7日中午，北京大学山鹰社登山队A组队员林礼清、雷宇、杨磊、卢臻、张兴佰在海拔6700米处遭遇突发性雪崩，与本营失去联系。8月9日，B组两名队员发现雪崩现场，搜索到两具遗体。8月19日，由专业登山队员组成的搜救小组发现了第三位遇难队员遗体，并推测其他两具遗体在较深的雪层中——至此断定，北大遭遇雪崩的5位登山队员全部遇难。

　　当第一次有队友清楚地告诉我“A组没了”的时候，我的脑海里一片空白。高原反应与心理打击双重刺激着我，只记得在2002年8月8日那个在海拔6800米雪原上的梦里，A组的5名队友结伴出现在我的眼前，那样真实，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总以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但让人无法抗拒的是每年8月初，我都会变得焦躁、不安，总是会重复着同样的梦与同样的疑问：A组真的没了吗？

　　答案是肯定的，却也是永远无法让人接受的。

　　2002年8月7日，突如其来的雪崩瞬间吞噬了5个年轻的生命，同时也给许多人留下了永远无法挥去的痛。

　　回到大本营那一刻，仅存的理智告诉我：终于安全了！但紧接着，情绪的发泄在刹那间爆发出来。一向乐观的老牟子紧紧抱住我，在嘶喊中用最后的体力与心力对抗命运无情的打击；岳斌则独自守在1号营地许久，希望与永远留在山上的弟兄再说上几句话。

　　傍晚时分，强忍悲痛的留守队员端上来饭菜，我不记得有人吃下了什么，死寂中蔓延着一种低沉的情绪。我也在心里问自己，明天的阳光还会像往常那样照在希峰山顶吗？

　　终究有许多事情要处理，摆在面前的就是救援。迷迷糊糊的一觉起来，兰姐和岳斌踏上了未知的求援路，剩下的7名队员留守大本营待援。我至今仍然记得兰姐走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大家多说些话吧，不要憋出毛病，注意安全。”

　　我不知道这是一名曾经经历过1999年山难的老队员的嘱托，还是一个大姐姐的临别关心。

　　阳光如常，照在希峰山顶上。

　　我们几个人呆呆地坐在帐篷前望着云彩滑过山峰，下雨了躲进帐篷，出太阳了再钻出来。大家想找些话说，却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有收拾装备与做饭的时候才能简单交流几句。

　　反而是漆黑的夜色给了我们说话的力量。大家谈论着国际形势、量子力学、旷课经验、无聊笑话，却没有一个人提起就发生在眼前的事。我试图隐讳地提示队长说些什么，但是他坚定地回答我：“有些事，深埋在心里默默承受也许比说出来更让我好过一些。”

　　待援的7天仿佛是7年，只有每天下午的冰雹与深夜的噩梦在提醒着我，又过去了一天。

　　记者上来了，但我们没有去理他们，也简单地拒绝了采访。但是，不愿被现实击败的我们还是顽强地从背包中取出准备在登顶时留影的三面旗帜——中国国旗、北大校旗与山鹰社社旗——插在帐篷的支柱上。旗帜几次被大风吹倒，我们也几次努力把它们扶正。那一刻，也许只有这几面旗子才是心中最后的支撑。

　　第一批救援队上来了。海事卫星电话为我们提供了与家人通话的可能。当我听到话筒传来家里人的声音时，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但又紧咬嘴唇忍了回去。救援队带上来了羊肉与酒，但队长仍然坚定地以“北大登山队登山期间禁止喝酒”为理由，拒绝了酒，只接过了煮熟的羊肉。

　　按照计划，第二天6名队员下撤。离开大本营的时候，我们在帐篷前点燃了5根蜡烛，每名队员都在蜡烛前深深鞠躬。走出山口时，我驻足回望希峰，只见雪花飘洒间，云层中露出希峰的一角。我的心里百感交集，咬紧牙告诉自己：“我会回来的！”

　　在冰川融雪汇集成的河边，我们遇到了前来搜救的大部队。国家登协的王勇峰教练大声喊着“注意安全，不要着急”。我们6个人在湍急的河流中排成一排，手拉手前进，成功渡河。直到此时，我才发觉这是山难后大家第一次携起手来共进退。想想这些天以来发生的事情，其实简单的动作不用赋予过多的所谓意义，只要放手去做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