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山鹰社登山队员：从来没和死亡那么接近过

资料图：祭奠死难队员的哈达

资料图：幸存队员不愿面对

　　坐在救援队的车上，看着背后远去的雪山、草原、牦牛群，心里开始问自己一个问题：回去后，生活会改变吗？

　　从这一天开始，十几天的时间里不断的领导接见、不断的安慰与开会，我痛苦的心里反而更增添了一分麻木。只有在北大党委书记闵维方的讲话中，我试图寻找一分慰藉，他告诉我们：“北大的学生应该像北大一样，再大的喜悦与悲痛都可以坦然承载。”

　　我们到达北京的第二天，领导安排了北大第六医院的资深心理创伤医生来为我们诊断。

其实说是诊断，不如说是倾听我们的心声。在一间没有领导、没有记者、也没有亲朋好友的房间内，6名队员与3名医生进行了2个多小时的交流。每个人都努力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有的回忆过去几年的友谊、有的讲述登山中难忘的故事、有的倾诉山难后心情的起伏。我只记得队长还是那句话：“有些事深埋在心里比说出来会更好受。”

　　医生试图从侧面开导队长，他们说：“其实，你可以试着从另一个方面去想，你的遇难队友是希望看到你振作起来，还是希望看到你背负沉重的心情度过今后的每一天？”

　　我们也劝队长能摆脱深深的自责，不要把山难的原因全都归结到自己身上。他没有说话，这个倔犟的广西汉子坚持用自己的方式对待山难。

　　其实，山难过后，真正承受着最大心理打击的不是我们，而是遇难队友的父母。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冲突，第一次见遇难队友家长时，没有让队长出席。但是队长坚持要见这些家长——即使被责问、被谩骂甚至遭受攻击，也许都会让他好受些。

　　遇难队友的父母是宽容的，唯一的要求是希望知道事件的整个经过。我们无话可说，却又不得不说。这样长的一个故事，每讲一遍都是在重新揭开伤疤，经受从皮肉到骨髓的痛。

　　几天后，北大打破常规，第一次在百年纪念讲堂设遇难者灵堂，开追思会。许多认识与不认识的人来到这里，默默地递上一束白花。我在整个上午都没有踏进灵堂，因为不知道怎样去面对他们那面带微笑的遗像。直到中午，志愿者和前来追思的人渐渐散去，我找了一个没人的时刻闯进灵堂。

　　我以为我不会哭，但是我错了。

　　哀乐穿透我的耳朵，刺近大脑，一种莫名的痛随着血液流遍全身。我从左到右一个个注视他们的遗像，还没看到第三个队友时，眼泪就已经夺眶而出。许久，我好似铜像一样呆呆站在空荡荡的灵堂里，全身不由自主地颤抖，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周围的人和事，只知道我失去了许多，永远地失去了……

　　一位队友的母亲意外出现在灵堂里，撕心裂肺的哭喊让每个人都无法自已。兰姐拉住我和老牟子的手，三人“扑通”一声跪在这位母亲面前。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医生进来为那位母亲注射安定，我才发现自己已经站不起来了，索性坐在地上，眼睛仍旧无主地注视着照片里那几张似乎想对我说些什么的脸庞上。

　　时间慢慢流逝，生活也进入了新的轨迹。在毕业搬离北大宿舍时，我收拾起藏在箱底的两样东西：一样是与A组临别时雷宇交到我手上的红色雪崩飘带，他叮嘱我一定要随身带好，以防万一；另一样是灵堂上的白花，我偷偷拿了一朵，在拿的时候，我对他们说：“我拿走了你们的一朵花，有一天我会还你们更多的花的。”

　　5年匆匆而过，当年的队友也已经纷纷走完求学的道路，有人走上仕途，有人开始经商，有人仍然坚持雪山的梦想，也有人已经身在异国他乡。但是，只有一样永远不会变，那就是对2002年那个夏天的记忆，虽然痛苦，虽然悲伤，却时时提醒我们应该怎样走好眼下的每一步—每一步，都带着山上五个兄弟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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