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广州开庭的“齐二药”假药案，庭审中的一份举证材料让人瞠目：出厂价为5元／支的假亮菌甲素，到患者手中，竟涨至46．1元／支。
广东卫生部门昨天重申禁令：医护人员索要、收受回扣的，暂停半年至1年的医疗执业活动；回扣金额逾万元的，撤职或开除；涉嫌犯罪，则移交司法机关……
管理部门在回扣问题上的坚决态度与快速反应，让人赞赏。
其实，广东那道禁令，实行于2004年7月1日，背景是全国医疗系统展开行风整顿。2006年，当中纪委把“反商业贿赂”作为反腐重点时，医药行业也掀起过“治贿风暴”，卫生部负责人发出了“医生开药方拿回扣就是受贿”这样的话。
按说，这样的力度，能刹住回扣风了吧。但情况有点尴尬。近三年，回扣事件频频曝光：从“齐二药”假药案到华源“欣弗”事件，从浙江瑞安人民医院的40多名医生集体收受回扣，到广东江门新会人民医院院长吃回扣，数量不减，影响更坏。
这么多猛药，何以治不好“病”？
屡禁不绝的根源，恐怕在“以药养医”。标本结合的办法，是一手抓体制改革，一手抓行风监督——前者可以让医务人员“没有理由”开药拿回扣，后者则时刻提醒：“以身试法没有好下场”。眼下，要想让艰难复杂的医疗体制改革“远水”，来救这回扣“近火”，有点不现实。可是，通过给医务工作者设道闸门，进行末端治理，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医患矛盾，倒逼体制改革。
问题出在这个“闸门”——看上去刚性十足，实则有不少弹性空间。
界限模糊。医生开处方，究竟算是公务行为还是技术行为？如果承认后者，哪些算是不正当牟利，哪些算是医生的职业行为？
标准“有空可钻”。如把医生孩子弄到国外读书、多提供几趟免费出国游，不是现金，是不是就可以远离“回扣”实质？
查处有困难。拿回扣往往很隐蔽，真凭实据少，而靠“自查”，效果往往不理想。
法律有盲点。医药回扣能否定罪，至今尚无司法明确。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以及各地规定，吃回扣、拿红包，几千元已够得上重罚。但以此执法，有人说，现实情况恐怕是“法难责众”。而如果没有严谨的法律依据、严格的执法力度，再威严的达摩克利斯剑，也会失去震慑力。
“刚性变弹性”的现象并不少见，在不少领域内都有程度不同的表现。而法规一旦丧失严肃性，“潜规则”变成“显规则”，腐败现象就屡禁难绝。
由此可见，打击任何领域的腐败，都不能给予任何弹性空间，才能让腐败无处藏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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