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靓女先嫁"打破农村基础教育瓶颈--湖北省监利县公办学校转制调查（上） 新华网武汉电（记者戴劲松 陈钢）自2005年9月1日起，湖北省监利县政府将监利一中、监利中学这两所县内最好的中学移交江苏翔宇教育集团管理15年。
这项被誉为"靓女先嫁"教育改革举措，能不能为农村基础教育实现均衡发展找到突破口？近两年来的进展如何？成效如何？记者最近就此进行了调查。
"扶农"未"扶教"凸显办学难瓶颈 监利县分管教育的副县长胥金普说，近十多年来，中央逐步采取了一系列惠农政策，农民负担减轻了，子女上学相对容易了；但财政投入没有补充农村税费改革前教育的实际支出，农村基础教育得到的扶持水平并没有切实提高。这种"扶农"未"扶教"的倾向日积月累，导致农村基础教育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办学难瓶颈。对于"三农问题"突出的监利县而言，教育改革是不得已而为之。
对此，他解释说，虽然政府对教育的财政投入比例正在逐年增加，但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弥补以前来自学生的收费，教育投入总量无明显增长，甚至还有减少。以2001至2003年为例，监利县教育经费投入占地方可用财力比例由2001年的39％提高到2003年的44％，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占教育总投入的比例也由2001年的28．1％提高到了2003年的63．3％，但2003年教育经费总投入为20863万元，比税费改革前的2001年还要少5928万元。
监利县教育局局长张晓冰说，2005年的监利初中毕业生是2．16万人，从2006年起，全县初中毕业生将连续3年超过3万人，并且这一入学高峰根据出生人口预测还将持续到2012年，而全县12所高中最多只能容纳9000多人，入学瓶颈已接近崩溃边缘。
据了解，监利县最早时只有一所优质高中：监利县第一中学。后来由于初中毕业生增多，政府决定增建一所学校，自1993年成立校领导班子后，直到1999年监利中学才建成招生。当时采取的是集资办学，工薪阶层每人100元，普通农民每人1元。张晓冰认为，农村税费改革后，基础教育从"人民办"转向"政府办"，老百姓集资办学的老路没法再走了。
公办收费标准 民办运作机制 多年来，监利县决策层面对的现实是，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农业大县，近年来财政对教育投入虽然逐年增长，维持全县教育运转仍然捉襟见肘。正是在此背景下，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民间资本。
根据监利县与翔宇集团当年签署的《合作办学协议》，翔宇集团在3年内将投资2．2亿元，在监利县建一所能容纳120个教学班的高级中学和一所60个教学班的初级中学，条件是将监利中学和监利一中捆绑改制，分别以租赁和委托管理的方式交给翔宇集团管理，按民办教育机制运作。
监利县的这次教育改革，着眼于解决近几年初、高中入学高峰带来的教育资源短缺压力。张晓冰分析说，监利县与民营企业翔宇集团的合作，坚持"老校不卖、校名不改、投资方斥资异地建校"的原则，这是用增量投入而不是存量盘活的方式来解决当前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的瓶颈问题，"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在具体操作中没有出现政府"甩包袱"的现象，而是做到了多方受益。"
"地位不削""教师不推"是最为核心的两个前提。协议规定，名校转制后教师仍能享受到和原来公办学校时一样的地位，同时规定原有教师仍然是公办教师，实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这就限制了政府在原有教师的问题上彻底"甩包袱"。
"拨款不停""收费不放"同样限制了政府在对教育的财政投入上以改制名义"甩包袱"，而且还有利于教育均衡发展。转制前，政府每年下拨的数百万元人头费继续拨出，但不是拨给这两所学校，而是转投县里其他薄弱学校。与此同时，政府严格规定转制后学校向学生收费的上限，化解了老百姓最为担忧的上学收费问题。
翔宇集团董事长王玉芬还打了一个比喻："假如"烂苹果"先卖，没人肯要，势必要降价；保养"好苹果"，则还要付费；等到"好苹果"烂掉，想卖也难，如此则两害。"
前后仅用180天，占地400亩、总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的新校区在去年秋季招生前粗具规模。翔宇集团监利项目部向记者提供了一组数据：两所中学过去计划内的正取生1640人，仍然不收任何额外费用，而录取线下的择校生800人，收费则在5800元至1．98万元之间，比过去两所中学制定的标准还低。
王玉芬强调说："建设一所名牌学校不是有钱就能办到的。公办名校转制，既降低了投资者的风险，又使教育的公益性得到了更好体现，可以使政府、学校、投资方以及学生多方共赢。"
遏制权力寻租造成的"师资－生源"循环流失 公办名校每年都要面临招生过程中的择校压力，而对调节生的收费往往是许多中学的主要经济来源，但找关系批条子的现象比比皆是，监利中学曾一次性减免了100多万元培养费。于是，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学校办学经费不足，留不住优秀师资，优质生源随之不断流失。
"过去每年招生，七大姑八大姨都来找校长，一是要求入学，二是要求减费。"原监利中学校长、现任监利教育局副局长的徐杨介绍说，在入学需求量如此大的情况下，学校一面要加快自身发展，一面却是正常的收费一减再减，这使县城最好的几所高中一直都在负债运转。
截至2005年底，监利一中的负债在2000万元以上，仅2005年一年内就先后投资600多万元兴建学生宿舍楼、900多万元建食堂、以及300多万元建电教网络中心；监利中学的负债为780万元，其中银行贷款500万元，教师福利房基建欠款280万元。
据了解，自2000年以来，全县中小学共有78名优秀教师外流，696名教师辞职改行。而就在近几年，监利中考的前20至50名大多被省内外学校招走，2004年一所高中的前8名集体出外就读。"民办机制引入后，使权力寻租有了障碍，批条子就不灵了。"徐杨说："虽然学校所有权还是政府的，但管理权在民营企业，翔宇集团投了钱，自然就要护自己的品牌，最根本的是靠师资，择校实际上就是择教师，学校效益提高了，才能留住优秀教师。"原监利中学高一语文教师易建会曾经到外地寻求发展，去年被学校说服回来。他说："改制后，大多数教师的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变化，过去拿工资没有多大压力，干多干少一个样，现在压力虽然大了，但收入在相应增加，整体教学质量也带起来了。"
"经营"教育克服校园"国企病"－－湖北省监利县公办学校转制调查（下） 新华网武汉电（记者戴劲松 陈钢）当前农村基础教育普遍面临两大难题：一是投入不足，学校不够；二是缺乏活力，体制弊端。特别是作为稀缺教育资源的公办名校，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等体制性问题引发的种种"症状"，与过去的国有企业非常相似。针对监利引进民间资本进行的这次教改，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政府官员、教师及学生家长等，他们发表了不同看法，但一致强调的是：像教育这一公共服务领域的改革绝不能以损害公众的利益为代价。
"义务教育卡"尚未抓到症结 事实上，监利县推行教育改革最早要追溯到2003年10月。当时，监利县下发《关于基础教育改革实施的综合意见》，提出了以"全面实施"义务教育卡"制度"为核心的多项改革措施，把政府投入义务教育的经费，从拨付给学校和老师改为发放到学生个人，让学生凭卡自主择校消费。
监利的"义务教育卡"改革，一度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关注，但改革实效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2004年上半年，按照改革方案，本来要把教师工资的50％拿出来"浮动"，实际操作中改成了30％，并规定：乡村小学公办教师工资经费向代课教师流动；正常配编和一般缺编的学校经费向严重缺编的学校流动；长教龄和高职称教师工资经费向短教龄、低职称的教师流动；村办初小教师工资经费向联校流动。
"农村教师本来就只有千把块的月工资，你要让他们拿出30％来，改革后收入都减少了，谁心里好受？"监利县教育局局长张晓冰说，改革后不少教师的积极性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挫伤，还造成了学校间的恶性竞争。为提高教师待遇，学校只好争夺生源，办超级大班，违规现象反而上扬。
"其实，农村基础教育的最大问题是经费长期投入不足导致的资源短缺，"义务教育卡"不成功就在于尚未抓到症结。"张晓冰说，解决农村基础教育瓶颈的关键还是要增加投资，多建优质学校。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范先佐认为，国外倡导的"义务教育卡"制度鼓励竞争，但对国内贫困农村读书的孩子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们"无校可择"。理论上看，农村孩子的确得到了一份与城市孩子相等的教育卡，但要农村的孩子去城里"择校"读书，不知要支出比这张教育卡面值多多少的钱。绝大部分农村的小孩子是不会拿着教育卡到远隔十里甚至几十里的所谓"优质学校"去读书的。如果学校在竞争中淘汰出局了，没有教师来教了，等待农村孩子的只有失学的命运。
要从机制上克服校园"国企病" 范先佐说，"义务教育卡"实际上是政府购买服务的一种形式，但由于服务者的缺位或不确定性，使得这种服务不能达到预期目的。而推动公办学校转制后，服务者的范围就圈定了，这就是投资方。
"在这次合作上，与其说是监利县引进了翔宇集团，倒不如说是公办学校引进了民办机制，用民营机制来改造公办学校。"张晓冰分析说。身为教育局长，他对公办学校许多弊端深有体会：经费严重短缺，乱收费屡禁不止；由于行政干预，管理无法做到人尽其才；有限资金使用效率低下，腐败现象时有发生；检查名目繁多，干扰正常教学活动。这与改革前的国企存在的问题非常相似。
张晓冰说，"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当怎样把民办机制引入公办学校，激发公办学校活力，提高公办学校效率。"
翔宇集团总校长卢志文认为，公办名校改制的核心是推进教育投资体制改革和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转制不是改变学校的所有制，而是将公办学校的所有权和内部管理权分离。通过转制，单一的政府教育财政投资转变为社会多渠道投资相结合，政府从对学校的直接指令性行政管理转变为宏观指导性调控管理，学校在校内管理、经费使用、教育教学组织和人事分配等方面拥有更大的自主权。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吴华认为，公办名校改制有利于提高校长、教师、家长三方面的积极性，提高办学效率和效益，激活内部运行机制、增强办学活力。比如，教育部很早就提出了要在教育机构中推行人事制度改革，实行全员聘岗，以提高教师教学效益，但进展不理想。其原因就是这种改革在公办体制下难以推开，但如果在民办体制下，人事制度改革就可以推行，分配制度可以与教学业绩挂钩，教育系统中的"南郭先生"就难以混下去了。
推广"监利模式"还须慎重 2006年下半年，湖北省教育厅组成调研组专门对监利县与翔宇集团合作办学的情况进行调研，结论是"学校两权分离等相关经验应该推广"。但从记者实地调查来看，作为扩大教育资源、激发教育活力、提高教育质量的一条新路，在发展农村基础教育中推广公办学校转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最让人们担心的就是投资方的办学目的。就在采访中，监利县汪桥镇辖区的大成中学承包人刘某逃债不知去向，致使100多名学生面临辍学。这所中学前身为严场中学，刘某于2004年出资20万元将场址租赁下来，创办民办大成中学，设有初一、初二、初三3个年级。今春开学，一些学生由于收费问题而纷纷转到其它学校就读，致使该校生源从190余人减少至110人，一时难以为继。目前，这100多名学生已全部分流至周边3所中学就读，相关遗留问题还在解决中。
监利一中党组书记潘经遥说，投资教育的企业或个人必须有充足的经济实力，必须能够吸纳社会资金扩大教育资源，可以也应该取得合理回报，但决不能把教育看成是一个高回报的产业，要防止垄断教育资源，造成新的教育不公平。许多学生家长都认为，杜绝人人办学、无本办学、办不好就"逃学"的现象，杜绝急于收回成本的现象，这是公办学校转制必须设的门槛。让教育界人士担心的还有转制后的管理问题。张晓冰提醒说，一方面，在个人独资或家庭式投资的学校，要防止独裁式经营和"家族化"管理，另一方面在股份制或多个投资主体的学校，要防止多头权力。学校要按照《民办教育促进法》的要求，设立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的决策机构，董事会负责学校重大事项的决策，保障学校的办学条件和经费。
此外，教师们反映更多的，是其合法权益的保护问题，希望有关方面尽快建立完善的辞退解聘制度，防止因投资者个人喜恶而随意解聘教师的现象发生。
翔宇集团监利项目负责人吕正军说："民办教育品牌成长遭遇很多限制，发展困难重重，而国有教育品牌受制于体制，做大做强很难，两者结合也是一种互利选择。但同时，有关部门也要加强监管力度，避免"假民办"毁了真民办，也就是说要探索如何管理的问题，而不是一味制止。"
(责任编辑：张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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