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刑讯逼供的一个新思路 刘中琦
随着公民个人权利意识的不断高涨,社会对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刑讯逼供以及由此导致的冤假错案流露出极大的不满,国家也因为来自国内外的压力被唤醒自身合法性上的自觉(相对于上世纪90年代以前),从而对刑讯逼供现象表达出了坚决地不容忍。
然而,当国家的立法、社会的舆论、个人的意识都在强烈地反对着刑讯逼供的存在,以及这种强烈的反对又被近几年所曝光的几件由刑讯所造成的冤假错案带到了最高峰和形成了几乎全方位的反对刑讯的围攻时,仍令人们感到无奈与苍白的是,刑讯逼供,这一数千年来的司法“痼疾”一直都未得到根除。那么,彻底地解决这一“古老的”“痼疾”是否可能呢?在所有的正面“围堵”难以发挥根本性的作用时,是不是存在另一个解决刑讯问题的新思路呢?
《淮南子·原道训》记载:“禹之决渎也,因水以为师。”“疏川导滞”,“水由地中行,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当我们把刑讯这一问题视为“洪水猛兽”,当我们将“大禹治水”这样一个人尽皆知的古老的神话故事与现如今的刑讯问题进行比照时,一个治理刑讯逼供的新思路也就呼之欲出了。
“大禹治水”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其正确地把握并利用了“水”的本质,当水能“回归河槽”,不再为“洪水”时,就能实现“奕奕梁山,维禹甸之”的美好图景。那么,作为“洪水猛兽”的刑讯逼供是否也能经由“因势利导、疏川导滞”而“回归河槽”还原为造福四方的“水资源”呢?这里的关键,就是在于我们如何认识“刑讯逼供”这一现象了。
刑讯逼供正如“浩浩滔天”的洪水,给国家、社会、个人的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亟待治理;而传统上仅仅使用“堙障”(围堵)的办法,所能收到的成效相对有限,难免会出现“堤坝频繁地被大水冲垮”的情况。同样的,当刑讯逼供对刑事法制的破坏逐渐转变为一种习惯性的“法律规避”时,由法律制度和法律权威共同构筑的“防洪大坝”也就会出现致命的裂缝。
正如“洪水”是水的一种被异化的形态,刑讯逼供也许正是保障国家社会安定所必须的“犯罪控制”与自身所隐藏的公权力对私权利的天然的侵犯趋势的矛盾冲突所导致的一种异化后的形态;正如腐败是不完善的政治制度与不完美的人性相结合而形成的难以根除的负面伴生物一样,刑讯逼供也正是伴随着不完全的“犯罪控制”而生长的司法“痼疾”。
对于“犯罪控制”所带来的追诉犯罪的诉求,无疑是十分正当和必要的。但这种诉求的实现往往伴随着对各项制度、规范的冲击。当然,如社会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都为刑讯逼供现象的存在提供了不同的解释框架。但是,基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法治传统等条件所形成的天然“河槽”与基于犯罪控制而高涨的追诉犯罪的正当诉求的正面冲突,所导致的这种诉求对于“河槽”的“对抗”、“反叛”和“逾越”才是刑讯逼供的存在本质。
追诉犯罪的正当诉求必须得到满足;与此同时,其也必须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和规范。于是,当由神话故事及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的治水的经验而来的常识告诉我们,仅仅通过围堵的方法来治理洪水注定失败的时候,老祖宗“因势利导”、“疏川导滞”的治水大法也许正是解决刑讯问题最为有效的方法:
第一、将原有河槽中的淤泥清理干净,河水的流淌自然会顺畅起来:在现有的物质基础、法律规范基础之上,对各项追诉犯罪中的具体制度进行梳理,最大程度上地提高效率,在保证合法性的前提下,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最大限度地满足追诉犯罪的诉求。当然,制度梳理当然会面临传统、习惯、潜规则的种种阻力,难以根本上解决所有问题;同时,追诉效率还受到物质条件的严格制约。因此下面的第二点也许更为有效和可能。
第二、在原有的河槽上因势利导,开出新的、更为宽广的河道容纳高涨的河水,以保证其能“平静地流淌”:在现有的经济、文化基础上,进行新制度的创造、新办案手段的使用。为犯罪追诉提供不同已往的途径;在传统的、既存的追诉犯罪的制度空间外,为其开辟出新的运行空间。在尽可能地实现犯罪控制的同时,减轻追诉犯罪与现有制度发生强烈冲突的危险。
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实现这样一个看上去“两全其美”的方式也是有很大的困难的———特别是在制度和手段的创新上。
首先,如何在原有的“河槽”上选择一个点作为新河道的开口?一个新的制度空间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对原有的制度的部分地否定或改写;一个新的“河道”的出现意味着对新河道“原住民”的“原来的”合法权利的侵犯。那么,应当由谁以及如何来判断原有制度的哪些部分需要被否定?如何来决定哪些权利将被国家在实现“犯罪控制”的名义下被“合法地”取消?
其次,新的河道也必须有新的堤坝,那么,该诉求的实现过程如何被重新规范?新提供的制度空间如何构建?原有的制度合法性基础如何重构?“原住民”的受保护的合法权利向不受保护的权利的转变是如何完成的?这一系列问题都必须得到尽可能完满的解答,否则,一个用以防止洪水肆虐的“水利工程”所带来的只能是新的“水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