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徐伟 彭于艳
45卷、6000多页、300万字的侦查案卷，详细地勾勒出8月19日在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甘肃省2006年打黑第一案”胡松玉案的犯罪事实和犯罪情节。然而，与当天到庭的22名被告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案的所有证人不约而同地唱了一出“空城计”———集体缺席法庭审理。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洪道德今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刑事诉讼尤其是涉黑案件的诉讼中，证人不出庭作证目前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是一个普遍现象。
“近几年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证人出庭作证的比例非常低，不到10%，甚至有些个别地区一年下来没有一个证人出庭作证。”洪道德说。
证人不出庭作证的现象有诸多因素，在洪道德看来，最大的原因是立法上的缺失。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
“法律只是规定了公民有作证的义务，并没有规定证人有出庭作证的义务。因此，证人不出庭作证，而以书面证言等其他方式来作证，并不违背法律的相关规定。”洪道德分析说。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宋英辉则认为，证人不出庭作证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法律没有规定相应的制裁措施。
“证人普遍具有这样的心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宋英辉说，法律没有规定相应的制裁措施，即使证人坚持拒绝出庭作证，司法机关也无法采用强制措施使证人出庭作证。
具体到胡松玉涉黑案件，该团伙一共有53名成员，均为社会闲散人员，经常以暴力、威胁等手段有组织地实施抢劫、故意伤害、敲诈勒索等暴力性犯罪，害怕遭受打击报复是证人不愿出庭作证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对证人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这一规定过于原则、不完整、不系统，缺乏配套的具体措施规定，可操作性差，执行起来很困难，不能消除证人的后顾之忧，不利于调动其出庭作证的积极性。”宋英辉评价说，在审理涉黑案中，有证人会因为担心自己和亲属的生命、健康安全，宁愿接受制裁，也不愿出庭作证。
这种打击报复并不仅仅是肉体上的伤害。洪道德告诉记者，这种报复还包括精神上的恐吓，比如说过几天打一次恐吓电话、被告人亲属的敌视和仇恨等等，证人及其家属根本无法进行正常工作生活。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有些时候，办案机关不愿让证人出庭作证。”宋英辉分析说，因为有的证人在开庭前和法庭上所作的证词有变化，与其有变化，不如不要变化，司法人员为了缩短开庭时间，减少工作量，更多地采用了当庭宣读证人证言的方法。
要从根本上改变证人不出庭作证的现状，最为重要的是从立法上加以完善。洪道德建议，刑事案件中的重要证人、关键证人必须出庭作证，其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控辩双方的质证。
宋英辉认为，可以借鉴国外对证人的保护方法，有的国家实行“视频作证”和“隔离作证”来保护证人，证人的面容被隔离起来，声音也作变声处理。除了要兼顾对证人的制裁与保护外，建立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制度也是很有必要的，要为证人出庭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如交通费、住宿费、生活费和误工补贴费等。
本报北京8月26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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