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农民工合同“困局”

　　是否拥有一纸劳动合同，就农民工个体而言，其意义不仅在是否建立了一种劳动关系从而在城市立足，更重要的是，是否握紧了维护自身权益的“护身符”。连续两个月，本报记者深入探析农民工合法权益受损的原因，问题的关键就在劳动合同。

　　我省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情况不容乐观。供大于求的现实劳动力市场环境下，农民工能找到活儿干，已属不易，相对于雇主、包工头，农民工并不具备与对方坐下来平等谈判的条件。甚至国家强力推行的集体合同，在许多非公有制企业中均形同虚设，因为缺乏工会这样的组织为其“撑腰”。一些公有制企事业单位，把农民工划入另册，致使“集体平等协商制度”成为“空中楼阁”。一些农民工态度冷淡，雇主不愿承担合同履行带来的风险，劳动合同“雇主不愿签农民工不想签”就不难想象了。

　　用人单位的“强势地位”、农民工利益保护组织缺失、社会歧视的存在以及自身法律素质和能力低下等综合因素的存在，已使农民工合同利益保护，不仅仅是一个立法、执法、监督等多维互动的过程。合同是农民工与雇主约定各自权利义务的主要手段，也是农民工权益受损后维权的重要凭证。当务之急，建立更为积极的契约环境，已是必然。

　　理应承担这一责任的，首先是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政府应运用宣传、监督等多种手段，在全社会形成一种签约、履约的社会常态。一旦发生纠纷，政府还应是有效且畅通的维权途径的建立者，以使签约者受到保护、不签约者受到处罚。我们还注意到，政府管理和职能转变不到位，比如一些地方政府对于农民工的公共管理和服务严重缺位，在社会保障、劳动就业、教育卫生等方面，没有考虑到农民工的需要，使农民工合同从签订之初，便存有先天缺陷。解决上述问题，仅靠一个部门是无法解决的。因此，需要建立一种各部门联动的机制体制，发挥各部门的最大合力。

　　我们也注意到，农民工合同问题，说到底，是法治社会中单位或个人是否在法制框架下，实现和维护自身权益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破解农民工签合同难，首先是要有一个有法可依的完整法律体系。我们高兴地看到，6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的《劳动合同法》，对劳动合同短期化、用人单位拒签书面合同、滥用试用期、随意设立违约金等诸多问题予以禁止。诚然，要使这部法律真正落地，惠及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制定更为完善、可操作的实施细则等。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部法律会成为破解农民工合同签订难的一把“钥匙”。本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