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四月四日,国民党十二大,七位历任新闻局长于阳明山中山楼前。右起为宋楚瑜,钱复,魏景蒙,沈昌焕,沈琦,沈剑虹,丁懋时。 |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新任驻美代表钱复(中步行者)赴美就任,"外交部"同仁举行欢送会。 |
钱思亮与胡适
抗战胜利、北大复校之后,钱思亮回到北大任教,并兼任化学系主任。钱与校长胡适私交极好,深得信任。而钱复因聪明乖巧,也极得胡适和被小孩们称作"胡婆婆"的江冬秀的喜爱。钱思亮夫妇去东厂胡同一号的胡府做客,便常带上尚是初中生的钱复。当长辈在袅袅茶香中倾谈之时,钱复便一头扎进胡适的书房,将自己沉浸在阅读的喜悦里。
这个时期,胡适雄心勃勃,制订了详尽的规划,希望国家能重点建设几所大学,使之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在他的努力推动下,北大建起了工、农、医学院,而且积极吸引留学生回国,钱思亮则是他最重要的助手之一。但是个人的理想在政局动荡之下,总是脆弱不堪,宛若一纸难以兑现的诺言。到1949年北大50周年校庆前夕,胡适和钱思亮"仓皇辞庙",逃离了围城。
尴尬的台大校长
1949年1月,钱思亮应台大校长傅斯年的邀请,携全家五口赴台,任化学系教授兼教务长,并曾一度代理理学院院长一职。这个家族被自愿地连根拔起,从大陆迁徙到了台湾。钱思亮也好、胡适也好,他们当然清楚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他们也渴望这个国家的新生。但是他们的内心深处,却似乎有着一种"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的"忠诚",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家族血统的延续,更是"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影响最深最巨者",这就注定了钱复家族无法摆脱历史的宿命,陷于纷繁漩涡之中。
应该说,钱思亮晚年最重要的经历,就是担任台大校长。在主流的叙事中,他被视为台大自由民主精神的保护神,"在最严厉的年代,他以传统中国读书人的包容敦厚,抵挡校外政治风雨,带领台大师生,走过最大限度的校园自由,长达十九年。"
钱思亮掌校,秉持"无为而治"的方针,后人评价说:"回顾他的一生似乎并无特别之处,但是相较他离开后,不几年间,台大所发生的政治风风雨雨,不禁令人发觉,他最大的特别,可能就在于他的毫不特别。"在十九年台大校长期间,除了扩充学系、研究所和博士班的规模,他极少对台大既有的东西作任何重大改变。傅斯年将北大的自由、反省、批判风气带进了台大校园,而钱思亮以他的无为和包容,护持了这份源自北大的气质和尊贵的传统。
当然,在另外一些当事人的回忆里,钱思亮的形象就未必如此崇高了。李敖曾经恨恨地写道:
碧潭之游后,殷海光跟我建立了新的友谊,这时他在台大已被剥夺了讲学讲演的自由,而我早就没有了这种自由。1964年台大学生陈宏正等邀我到法学院演讲,我去的时候,学校派校警将演讲场所的门锁起来,校长钱思亮控制言论自由有如是者!1965年法学院请李声庭演讲"民主与自由",讲完后听众鼓掌要殷海光和李敖插播几句话,我们应声而出,极受欢迎,这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后来胡秋原写信给钱思亮提出二十五个问题,要殷海光答复,如不答复,就视同"不学无术,误人子弟",应该停止教书。钱思亮怕了,居然朝这一方向迫害殷海光。
如此多元的记忆,其实正反映出钱思亮角色之尴尬。上个世纪70年代之前的台湾,难以容忍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的自由主义堡垒存在。当局对台大充满了心理上的戒慎恐惧,一直试图进行控制。钱思亮处于夹缝之中,一方面需要以最大耐心与当权者周旋,一方面又要以最大包容,为自由主义的精英在校园中找到安身之所,这注定了是一个"两头不讨好"的差事,只有小心翼翼地装糊涂,受得了各种委屈,才能保持那微妙的平衡。
钱复说,"我父亲给我最大的一个留下来的资产,就是四个字:洁身自好。"其实,"洁身自好"大可以换成另外四个字:"如履薄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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