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台建林
杨永明现在最想过的一天是星期四。
星期四,陕西省宝鸡监狱在押人员的主食是米饭。杨永明是浙江人,爱吃米。
而在3年之前,在西安城里,杨永明曾经是个响当当的人物,曾经锦衣玉食名车,曾经在电视荧屏上侃侃而谈。
一个“宝马彩票案”,掀起一场轩然大波,法院最终认定杨永明犯有诈骗罪和行贿罪,判处他有期徒刑19年。2005年初,他开始在陕西省宝鸡监狱服刑。
理成光头的那一刻,他哭了 杨永明端着一个大碗,吃出“吧叽吧叽”
的声响。大碗里面,是关中人永远也吃不厌的面条。
“这碗面条够你吃吗,味道怎么样?”八月中旬,在宝鸡监狱,记者采访到2004年西安宝马彩票案的“主角”杨永明。
杨永明一笑:“这面里,肉臊子还挺多,味道挺好的。”
杨永明是浙江人,以前是不大吃面食的,可是今天,一碗陕西人爱吃的面条也让他如此满足。从一个在彩票市场呼风唤雨的老板,到一个时时刻刻都要牢记监规的囚徒,其间巨大的心理落差,曾经让杨永明以泪洗面:
他第一次穿上囚衣的时候,哭了;
在号子里,他第一次吃饭的时候,哭了;
在看守所里留着长发,到监狱被直接理成光头,他哭了。
“怎么说呢,从内心里面,一下子也不能接受自己走入人生这么一个低谷。”杨永明感慨,“自己奋斗这十几年过来,怎么也没想到会走到这一步上来。19年,等于彻底把自己下半辈子毁掉了!毁掉的,不光是我个人,还有我的家庭……”
监狱警察开导杨永明:“当你迷茫的时候,当你不知道前后左右的时候,惟一能给你解决问题的是政府干部,相信这一点,你的改造就可能成功了。所以,一定要把自己的位置摆正,把自己的目标定准确,把自己平日的生活安排好,就是奔着早减刑、早回家这个大目标去前进,你啥都可以了。”
一席话,说得杨永明频频点头。
刚进监狱时,杨永明不敢和暴力犯接近,恐惧感特别强烈。随着时间的推移,杨永明渐渐适应了狱中的生活,再经过学习,他思想上的压力渐渐减轻,也时常跟同犯们聊天。同犯们戏称他为“鼎鼎有名的大老板”。8月中旬的一天,“大老板”与某服刑人员有过如下对话:
杨永明:“2004年,我出事的时候,你在哪儿?”
某服刑人员:“我在(监狱)外面,买你彩票了,我还是你的忠实追随者呢!”
杨永明:“你买的啥彩票?”
某服刑人员:“即开型的。在西安五路口我经常买,一买就几打,一打里面有100的、有1000的。买了也是黑刮,刮下啥都没有。”
杨永明辩解:“你买几打子彩票,才几百块钱,跟我几十万的诈骗没多少关系!”
四十多万元“砸倒”8个体彩官员 杨永明,1972年生人,曾在浙江一所中等师范学校上学,毕业的前一年,他下海经商了。
“10个教师9个穷。”杨永明说,老家经商风气很浓,当时他是随波逐流。此后,他经历了人生当中两个重要的8年。
第一个8年里,他经营纺织品生意,发了,是村子里第一个开着小车回家的人。
1996年到2004年,是他的第二个8年。他跑到陕西,经营彩票,也发了,车子、房子一换再换,越来越高档。
记者注意到,1996年,杨永明初入陕西时才24岁。这个年轻的南方商人,是如何掌管了一个省的体彩市场的?
法院的判决书上说,杨永明用四十多万元“砸倒”了陕西省8个体彩中心官员,在多少次即开型体育彩票发行中瞒天过海。杨永明自揭谜底:
“这是个法律问题,实际上也是个体制问题。全国各地成立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时候,编制很少,经费也很少,几乎没有力量去发行和运作彩票。所以,他们需要借助我们这种代理商去代理销售。”
其实,财政部早有规定,彩票机构不得采取承包、转让、买断等形式对外委托彩票发行和销售。
可是这些规定在杨永明金钱的驱使下失去了效应。陕西省、西安市体彩中心的官员贾安庆、樊宏等人在接受了好处费之后,给杨永明打开一路绿灯。
“有了这个利益关系以后,有些场合就会形成一种默契。”杨永明说,“开奖现场这一块,监督各方面得到了便利,还有销售过程中的一些检查等等,都对我没有什么制约了。”
“我作代理销售,总销售额的10%是我的收入。其他的百分之九十和我不搭界,各方面费用全部由我个人来垫资。比如,一期彩票需要前期投资50万元,后来卖掉100万元我拿10万元,我花了50万元那我就赔40万元;可是如果卖了1000万元,那我就有100万元的收入,我就挣50万元。”
杨永明一再强调,彩票销售风险很大,赔钱也是有可能的。那么如何才能规避风险,确保自己获得最大利益呢?杨永明在二次抽奖时的信封中做了手脚。
杨永明细细道来:“当时整个涉及二次抽奖的东西,信封封存都是我跟公证处的人一块装进去的。两层牛皮纸的信封,用灯光一照,就能照出来里面的东西。
“弊端在什么地方?就是信封应该归谁管上。当时他们也要求信封归他们管,是我提出来这个信封归我们管。信封如果全部归他们管的话,等于中奖以后,我也不知道哪辆车是宝马车了,没有空子钻了。”
“后来他们允许信封归我们管理。当时,我是省体彩发行中心的业务主管人,他们也辨别不清这里面的内幕情况,不知道我是个人承包,想着也都是一种工作上的关系。”
“我想得到自由,哪怕一分钱也没有” 在监狱里,杨永明仍然算得上一个能人。他会给监狱小报写稿子,学会磨制宝石,还会作统计。这样,他劳动改造的分数挣得就多,就快。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按捺不住兴奋,悄悄说:“我现在已经挣到2400分了,马上就能减刑了!”
“知足,珍惜,我现在想得最多的,就是这两个词。”杨永明说,“我深深感悟到,在外面的时候,可能还不太能感悟到知足、珍惜这两个词的真正含义。拥有到一定财富以后就要知足。像我这种情况,就是不知足造成的,就像有了500万还想要1000万,哪有穷尽?我现在最期望的就是自由,哪怕一分钱也没有!”
记者手记
老话说: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杨永明欺上瞒下,费尽心机,只得到一个结果:把自己和家人隔在了大墙内外。
人世间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当失去什么的时候才懂得它的珍贵,而要重新获取就需要付出高额的代价。杨永明的代价是19年的刑期。这19年的时间,能否让他真正学会知足和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