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伯：都市土著受挫后拿外来者当替罪羊

　　排外的社会功能

　　我们既然已经作为人、作为社会的人生存，就必须面对排外的特征。

　　排外，当然首先源于生物性的关于“生存空间”与“异己”的戒备，但从形态上看，他们只是一种情绪与态度而已，作为社会问题的排外，是有一系列文化包装与改造的。

　　回顾历史，大规模群体排外都有明里暗里的推动力量，因为政治家们先于学者发现，适度的群体外紧张是建立群体内团结的有效方式，更毋宁提各类制度性排外了。反之，如果我们不认为全球化是一场骗局的话，人类的历史其实就是排外的建立与推倒的进程。

　　一般来看，排外的情绪显露，总是源于生活的刺激，这可能是一次偶然事件，如丢了钱包，抑或是一连串必然趋势，如收入的下降与择业压力的增加。总之，面对挫折遭遇与生活轨迹的改变，人总要寻求一种解释，寻求一个情绪宣泄的对象，积极的方面看，这种“社会安全阀”宣泄了不良情绪，从长远看有利于社会心理健康，但这种寻求宣泄的方式往往走向消极面，无权无势、形迹可疑的“外人”往往成为替罪羊。

　　由于外来人口的增加，社会流动带来的新行为方式与文化理念，短期内造成的常规不稳是必然的，广州的“禁摩”确实令抢夺发案率下降，犯罪率的上升对土著们形成了实质的威胁。但对于北京人、上海人这样因为历史、政策与社会的原因，享有很多无形与有形的身份福利的人群来说，不必有什么尖锐的利益冲突，就会对社会流动的增加持一种戒备与质疑的心态。我们要认识到，这种高人一头的身份感固然与文化与历史的积淀有关(比如巴黎人之于外省人)，但更与户口制度和全国一盘棋政策紧密相关，城市垄断了太多独特资源，怎能不引发大规模社会流动？城市在低流动情况下形成的治安与城管体系，如何能从容应对突然到来的高流动性状况？剪刀差政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妄自尊大的城市民众心理，怎能通过说教得以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