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 炯绘
这是一个令人伤痛的特殊群体。他们的名字，叫做犯罪被害人。
这一群体，引来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关注。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最新调研显示，绝大多数暴力罪犯没有经济赔偿能力。绝大多数的被害人在经历了犯罪侵害之痛后，不得不承受更痛、更久的“人财两空”。
今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宣布，“研究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是2007年法院的一项重要任务。9月4日，记者从最高人民法院了解到，这项制度正在山东、浙江、湖北、四川、广东等十几个省份的一些城市试点。
有关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工作，最高人民法院会同司法部已调研、论证了一年多，对工作模式形成了初步设想。相关文件正在酝酿起草。
“空判”之忧
一些法院调研显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判决，一半以上沦为“空判”
“白发人送黑发人”，李泽杰大爷心中的伤，永难愈合。
年近古稀的李大爷，是山东东营市义和镇西北村的一位农民。2006年4月22日，噩耗传来：儿子在青岛被人捅死！一条人命，仅仅因为对方酒后敲错房门发生争执所致。
天就这样突然塌了……
令老人家欣慰的是，杀人者已被青岛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死缓，还要赔偿李家16万余元；令老人家发愁的是，16万元不过是“一纸空文”，因为杀人者根本无力履行。痛失“顶梁柱”的一家老少四口，举债度日，生活艰难。连去青岛打官司，也靠借钱。
像李大爷这样“人财两空”的被害方，不在少数。
青岛市中级法院调研显示，近5年来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2300余件判决结案，90%的案件无法执行赔偿。院长邹川宁说，没有得到赔偿的判决实际就是“空判”。由于受害人及其家庭损失巨大，往往要求法院重判被告人，不达目的就大闹法院；有的则因拿不到赔偿，而长期上访、闹访、缠访，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也影响党、国家和法院的形象。
山东淄博市中级法院的调研也发现了相同问题。在刑事被害人要求赔偿的案件中，故意杀人、故意伤害、交通肇事、抢劫等涉及人身权利被侵害的案件占96.6%，其中获得赔偿的不足43%；而在广东省高级法院对全省的统计中，被害方无法获得经济赔偿的比例高达75%，截至去年底未能执行的赔偿金额已逾亿元。
“人财两空”，还可能滋生新一轮的报复犯罪。比如刚刚宣判的韩浪泼硫酸案。
韩浪本是一名被害人。两年前，她6岁的儿子被同村13岁的小张掐死。小张被劳教3年，法院判决张家赔偿15万余元。可是，直至泼硫酸案发，韩浪也没有拿到一分钱。张家称家里困难，没钱赔偿。
旧恨未消，又添新怨。韩浪将硫酸泼向了小张18岁的姐姐……8月27日，韩浪被北京市房山区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3年。
犯罪被害方“人财两空”引发的诸多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担忧。近几年来的两会上，许多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大声疾呼：以国家的名义，对刑事被害人予以救助。
十余省份“试水”
2006年，378名刑事案件被害人及其亲属获得救助金780.24万元
2004年，山东的两个中级法院——淄博和青岛，不约而同开始试行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成为最早“吃螃蟹”的。
2004年11月，青岛中院开始试行“刑事受害人生活困难救济制度”。截至目前，共对60起刑事案件的130名被害人发放救助金133万元，其中，今年已对5起刑事案件的18名被害人发放救助金11万元。
一个月前，本文开头提到的李泽杰大爷，虽不是青岛人，也被“一视同仁”，从青岛中级法院拿到2万元救济金。
淄博试行得更早。2004年2月，市政法委和市中级法院联合发文设立“刑事被害人经济困难救助制度”，3年来，先后有9人共获26万元救助。限于资金，他们规定只对淄博户籍的被害人予以救助。
截至2006年底，浙江全省103个法院全部建立了司法救助基金，总额达4000余万元。
2007年下半年，广东省高级法院也将实施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副院长陈华杰说，司法裁判是社会正义的最后关口，国家应对那些最需要救助的刑事被害人施以援手。
最高人民法院刑四庭副庭长沈亮，全程参与了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调研和相关文件的起草。他说，去年有10个省份的法院开展试点，共为378名刑事案件被害人及其亲属发放救助金780．24万元。今年，试点工作扩大到10余个省份更多法院。
“被害人时代”到来
既是一种来自国家的心灵抚慰，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帮助
刑法学专家、武汉大学教授马克昌指出，我国对刑事被害人拟予国家救助，将实现从“被告人时代”向“被害人时代”的转变，标志着“被害人时代”的到来。
事实上，“被告人时代”的到来，也曾是社会的进步，标志着刑事司法以人为本的第一次回归。此前，犯罪嫌疑人、罪犯就是“坏人”，不值得尊重和保护的思想一度占上风。“被告人时代”的到来，让社会更加公平地看待这一群体，开始给予其人本关怀。
从尊重犯罪方的人权，到进一步关注被害方的人权，给予其充分救助，我国刑事司法正在实现以人为本的第二次回归——走进“被害人时代”。
法律专家分析，对刑事被害人的救助有三种途径：私力——由罪犯进行赔偿，往往因其无履行能力，沦为“空判”；社会——由热心人或公益机构捐助，获取常常靠运气；国家——由司法等部门给予专项救助，尽管已有试点，但在制度上仍是空白。
马克昌认为，当许多国家都已进入“被害人时代”时，如果我们还是空白，表面看起来是法律给当事人主持了公正，但实在的“胜利”他什么都没感受到，只能陷入“无期的等待”。
渐行渐近的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对于因犯罪陷入生活绝境的被害人及其家庭来说，既是一种来自国家的心灵抚慰，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帮助。
补偿还是救助？
待条件成熟，救助对象的范围可逐步扩大
从法律上讲，刑事被害人因犯罪遭受的物质损失，应当由罪犯及其他加害人进行民事赔偿。沈亮说，在民事赔偿不到位的情况下，通过国家救助来解决被害人及近亲属的医疗、生活出现的暂时困难；长期的困难，靠民政救济渠道解决。
“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工作已具备在全国范围内试行的可行性。”沈亮说，由于我国国情复杂，各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加上该项工作自身的复杂性，工作中要遵循统筹管理、量力而行，由点到面、逐步推开的原则。
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经费是关键。在沈亮看来，淄博和青岛的做法，是一个好思路。这两地，均本着“取之于案用之于案，虽有政府拨款但又不添负担”的思路，从司法机关上缴国库的罚金、罚款和没收的财产等罚没款项中专项支出。另外，还鼓励社会捐助。
至于目前刑事被害人救助的范围，沈亮认为，应当首先解决“危困状态”的——暴力犯罪造成严重残疾、死亡的刑事被害人及受其赡养、扶养、抚养的近亲属。
这一点，与主张建立“国家补偿制度”的理论界的期望有一定差距。从补偿的角度看，数额应更讲究对等性，范围上也应更大。
沈亮分析，先实施救助，可以把有限的资金用于解决最突出的问题。“待条件成熟，救助对象的范围可逐步扩大到其他刑事案件的被害人。”
“法院审批、司法行政部门管理和发放资金，是比较理想的模式。”沈亮认为，双方配合，将更好地完成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工作。
“人财两空”的犯罪被害人，曾经是被遗忘的一群。以国家的名义救助他们，标志着我国对人权的关注和保护，正在向纵深、向细节发展。
这样的司法公正，才是更真实的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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