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艾黎晚年的中国情思

　　艾老离开我们一恍儿已经20年了。从1987到2007，这是多么不寻常的20年！

　　艾老1927年来到中国。60年中艾黎一直同中国人民同甘苦、共患难，是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见证人和直接参与者，他多彩的在华生涯被世人视为传奇，杰出的贡献赢得了中国人民的爱戴和崇敬。

　　在纪念艾黎诞辰110周年的前夕，我翻出过去的工作日记，惊异地发现，1982到1985年，他在北戴河和海南度假期间为写自传口述历史时，常常抛开自己的故事，“跑题”到对中国未来重大问题的闲谈上来。艾黎本来对写自传不感兴趣，常推说他还有更多关于中国的东西要写，他的“跑题”实际是他那深沉的中国情结不自主的流露。

　　艾老当时最关注的是中国未来的生态环境、自然灾害、青少年教育和社会安定等问题。

　　进入上世纪80年代，艾老的心脏病不时发作，一次又一次的皮癌手术令他十分痛苦。但他仍坚持每年一度的例行出访，而且仍对他过去工作过的偏远地区、建设中的工地，以及刚发生过水灾、地震等灾害的地方最感兴趣。改革开放、拨乱反正，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上来，这些新气象给他的晚年注入新的生机，令他快慰不已，但“文革”的后遗症和向西方敞开大门引发的新问题，又开始使他担心，深怕外国一些坏东西乘虚而入，让中国的发展走弯路。他每次外出归来，总要把看到的问题上书报告，提出意见和批评。他去海南时看到，海南岛森林被毁日趋严重。在琼中，人们把硬木料锯短当柴烧，松涛水库汇水区的五指山区也在砍伐森林，一旦发生大暴雨会导致洪水，冲垮水库大坝和过窄的溢洪道，使农民蒙受重大灾难。他参观广西红水河水电站，发现红水河的淤沙将会给水电站造成越来越大的问题。回到北京后日夜不安，立即向中央反映。他看到广西松林大面积枯死十分着急，建议赶快引进吃松毛虫的鸟蛋，“因为松毛虫的扩散将使松树生长区出现新的水土流失，带来重大经济损失。”

　　艾老牵挂的另一问题，是对外开放后的青少年教育和社会上价值观的功利化。1982年他在庆祝山丹培黎学校建校40周年大会上，特别讲了这样一段话：“作一名今日的中国青年，远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青年更优越。因为没有哪个地方有如此多的挑战，如此规模宏大的工作，也没有哪个地方个人创造性和集体力量是如此重要。”他告诉学生们：“一个人怎样才能成为伟大的人？不是靠耍政治诡计，不是靠攀龙附凤，是要靠不断努力去取得客观的看法，锻炼自己，积累知识和经验，学习如何同他人合作，在需要完成的巨大任务面前保持像周恩来那样的谦虚。一个伟大人物应该不骄不傲，朴实审慎，实事求是，使其思想有扎实的基础，有涵养，而且心怀坦荡……一个人被提拔还是一直做普通工作，这并不重要，真正的伟大不仅有益于你自己，也使你接触到的人都受益。”艾老的这番话语重心长，提醒年轻人不可无尽无休地追求物质生活，忘了提升人的精神境界。

　　艾老晚年最感欣慰的事，莫过于工合的恢复和山丹培黎学校的重建。为实现这两个愿望，他等了35年。原以为，这两项起于抗战年代，一度蜚声海内外的事业，能在新中国建设中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不料解放后培校迁至兰州，改成石油部下属的石油技工学校，工合协会被“大一统”统入中华全国合作总社，为支援工合而在香港组成的工合国际委员会停止活动。一时间，工合和山丹培校销声匿迹。但艾黎和他当年的工合战友始终坚信，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曾经被民众所欢迎，代表公平、公正、民主等合作社价值观的工合，培养能“手脑并用，创造分析”的实用人才的山丹培黎学校，都是利国利民、加快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好事。借助改革开放好时机，在中央和甘肃地方政府，以及国内外热心人的支持下，二者终于在艾老在世时，得到恢复重建。

　　艾黎无私奉献，苦干实干的一生，在晚年获得了应得的回报。他多方面的成就赢得了众多的荣誉头衔，包括作家、诗人、社会活动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教育家、“工合之父”、中新关系架桥人、英女王社会服务勋章获得者、北京市、甘肃省荣誉公民，以及各种荣誉学位等等。1977年12月“文革”后刚复出的邓小平在艾黎80岁生日宴会上的贺辞中，尊称他为“中国人民的老战士、老朋友、老战友”，总结他一生的贡献说：“为中国革命事业尽力的国际朋友有千千万万，像艾黎同志那样五十年如一日，在我们艰难困苦的时期，在我们创业的时期，在我们胜利以后，始终如一地为中国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不容易的，所以他受到中国人民理所当然的尊敬。”这是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他在华一生的崇高评价。

　　晚年的艾黎生活是幸福的。作为对外友协的常住外宾，他在工作和生活上一直有专人照料，他的一身正气和朴实作风感染了许多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从80年代起，友协帮他把数十年搜集和珍藏的近4000件中国古文物和艺术品，陆续运往山丹，作为他留给第二故乡的赠礼，了却了他一大心愿。王炳南会长还决定在友协专门设立艾黎研究室，协助他完成自传、整理资料档案、安排藏书赠送给人民大学等工作。就在他圆满地打理好一切后事，欢度过90岁寿辰之后，于1987年12月27日溘然长逝。

　　艾黎终生未婚，不少人对此曾有过种种猜测。其实他并非有意选择独身生活，多少不同国籍的女性仰慕他的品德和才干，大多因志虽同而道不合，最后止于做终生好友。他自己也并非没有中意的人，但年轻时他认定，在革命中，一个人不该有家室之累，有家室而不能给家人带来幸福，会有愧于心。一年又一年，时间就这样过去了。然而，艾黎很早就建立了一个特殊的家庭，20年代他在内蒙古和洪湖的救灾工作中，收养了失去父母的孤儿阿兰和迈克，在抚养他们成人后，送到延安去参加抗战；40年代在山丹办学时，又在乔治·何克不幸病逝后，继养了母亲病故、父亲为革命逃亡延安的聂家四兄弟；解放后他抚养革命烈士邓中夏的侄儿邓邦镇完成美术学业，为他成家立业创造条件。由这些孩子和他们的妻子儿女们组成的艾黎中国大家庭，晚年给了他的家温暖与欢乐。山丹培校培养出来的几百名学生，不时从全国各地传来工作有成的好消息，使他精神上得到极大慰藉。在一首《家》的小诗中，艾黎曾这样描绘他晚年的居家生活：

　　“家么，它是这样的地方，心爱的

　　零星用具在这里存放；

　　亲朋好友在这里聚会，他们的

　　欢声笑语，连四面墙壁

　　也发出回声；花花草草

　　在这里生长，而重大决定也是

　　同日常的生活交织；从大西洋，

　　从美洲和欧洲，人们来到这里

　　谈笑风生；家么，它又是后方基地，

　　去内地旅游便是从这里启程；

　　这里总有欢乐的思想

　　在每一度春天里跳进

　　生活，也把金色的光束

　　照满每一个秋季。

　　这就是中国赠给我的

　　温暖的家，我应该

　　怎样来感谢她？”

　　艾老一生做人的基本信条是“给予”，而不是“索取”。因此不论身处顺境逆境，都能不喜不惧，泰然处之。他献身造福中国人民的事业是心甘情愿的，毫无保留的、不求回报的。他从这种“给予”中得到满足，即使在得不到理解时，也能照既定目标一往无前地走下去，从战胜困难中充实自己的生活。他在回答一些青年人“为什么你要留在中国”时说，“是中国给了他生活的目的，一个值得他为之奋斗的事业和内容日益丰富的岁月”。他为“能在千百万人民的队伍中有一个位置而感到自豪”，认为“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没有什么比这是更大的报酬”。也许在今天，有人会把艾黎看作他那个时代的一个“理想主义者”，其实，艾黎是最讲“脚踏实地”的实干家，他当年所做的一切，归根到底，都是为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做好事，做实事。为了干成这些事，他作出了重大的个人牺牲，承受了各种误解和政治压力，忍受了战乱中四处奔走的艰辛带来的病痛，几次大难不死，直至新中国的黎明。今天，回顾他“给予”，而不“索取”的高尚情操，广阔的国际主义情怀与明智的远见，让我们感受到一股洗涤心灵的清新气息，鼓起完善自我、追求更高人生价值的勇气。